“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下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在谈到对比日本和清国的改革时，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强烈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的过于严厉和苛刻。”
（参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1版，P134-145）
[注3]孙文：《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
“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期间虐政，馨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谓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 （参见《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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