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从十五世纪初即致力于从海上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航路，以开辟全球贸易的新市场，并怀有探寻、开发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时的欧洲，已经将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竭尽全力地攫取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土地、资源、市场，充满了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中国不逊于欧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也不低于欧洲；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尚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如能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契机，勇敢地把国际贸易的航路延伸到欧洲，通过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国家邦交与文化融合之路，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占据保障海上贸易航线的海外战略要地，保护海外市场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潮流，在政治上逐渐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以改变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倾轧激烈的官僚升迁模式，维护国内安定的政治局面，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失时机地积极开拓海外新地，鼓励移民，抑制国内人口的过速膨胀，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中国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汉联邦国家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很有可能像如今的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语言。遗憾的是，我们的老祖
宗既无欧洲人强烈的征服欲和冒险精神，又无他们的果敢与远见，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内战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国人的炮舰驶入长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西方列强早已划定了全球的势力范围和战略格局，它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也已主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严重的处境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是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如俄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朝鲜、越南、印度），中国向外部拓展的空间几乎为零，本身又沦落到了外衅频繁、内战不断的悲惨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阶段早已结束，中盘之战完全围绕列强之间既得利益的再分配进行，中国只能在列强的虎口中苟活，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
历史进程是严酷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分析加诸于非理性的历史进程所能得出的结论尽管并不十分可靠，有时也颇显牵强，但毕竟可以描绘出历史事件在时间坐标上投下的轨迹。循着这条轨迹，不难探寻出晚清政府面对亘古未有的时局，由义愤、慌悚、痛苦、手足无措，到抵抗、挣扎、觉醒、被迫变革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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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愈深、人口愈多、国土面积愈大、与异国文化分隔时间愈久，其历史惯性冲力就愈大，而体制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也就愈大，需要借助的外力亦愈大，改变自身状态的变革所需的时日愈久，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失败愈多，旧政治势力复辟的可能性愈大，变革之路愈迂回、曲折。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历史便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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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零年清朝对英战争的失败，极大伤害了这个自称中央大国的尊严。战败的屈辱使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督抚疆吏、举子文人，都要重新审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要他们正确认识世界、摆正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了解、学习、接受的过程。虽然，在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下，清廷和上层官僚集团最初的反应有些迟钝，但并非麻木不仁。而士大夫阶层的醒悟较早，他们为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强调以切合实际的学问为国家的强盛服务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抬头，经过一批杰出人物的著述和活动，对道咸以后的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批学者和官员以其对历史变革的敏感和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注一]
1840-1850年（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期间，清朝对英战败后，清廷在外交上的应对基本上是稳健、节制的，侧重于修补国际贸易体制和通商章程（1841年允美国通商；1843年耆英与英人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人民开矿，福州、厦门开港；1845年允比利时、丹麦通商，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英国伦敦教会在上海设仁济医院；1847年允瑞典通商……在没有经验、没有成例、对西方国家缺乏真实的了解的窘境中，清廷小心翼翼地与英法俄美西方国家周旋，摸索应对的良策，虽然谈不上有高赡远瞩之举，但平心而论，清廷也只能做到这等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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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道光帝始，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1850年6月，洪秀全的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遂后盘踞南京，涂炭半壁河山、蹂躏东南十五年。捻军流窜黄淮，至1868年平定，令清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持续近二十年，对政府和国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定是天文数字，无法计算。其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继而是1883-1885年清法战争，1894年的清日战争，1900年“义和拳”叛乱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外衅内乱，接踵而至，且常常同时而来，令清廷应接无暇，真如天遣劫数一般。
“惟念捻（捻军）炽于北，发（太平军）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在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訢等奏）奏折内容：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与各国外交事务及各地督抚涉外事宜；2、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沿海沿江城市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事务；3、新增各口关税，派官员监管课税事务；4、饬令各省将军督抚谨慎办理涉外事件，互相知照，以免误会；5、开办外语学馆，挑选孩童入学外语，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6、收集办外商情和外国报纸，按月咨送总理衙门，“庶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于补弊纠偏之道益臻详审”。
查阅道光、同治两朝的上谕和王公大臣与督抚疆吏的、奏疏，可以厘清在内有北捻南发之乱、外有强列逼迫的生死攸关的时期清廷的内政外交应对举措的全貌。要言之，在全力平定国内动乱的前提下，以谨慎、开明的态度和西方国家周旋，先从健全政府机构入手，逐步解决沿海沿江口岸的国际通商、关税、地方政府涉外、外语教育和收集各国情报问题，然后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开矿建厂兴办制造业、振兴商业，掊养工业技术人才，制造兵器战船，组建训练新式军队，巩固海防，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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