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
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政府无能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 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12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