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
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外围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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