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10];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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