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共产风”、命令风的过程。公社化对农民所造成的剥夺，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诸多后果中，有两个主要方面成为后来社教运动的基本动因。或者说，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由此而生。
一是弱化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产权制度，掌握了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取消了社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因而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生产甚至生活基本上由社队组织安排，失去了相应的自主权，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加之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的限制，农民被束缚在社队里，没有流动和选择其他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
经济组织，其政社合一和集经济、文化、
政治、军事的为一体的体制结构，实际上把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国家基层政权的附属品，使之失去自主权和独立性。这个体制上的特点，大大削弱了
农村基层组织内的民主和社员对管理的参与，是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的体制性根源。这种缺失是很难靠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政治运动、思想
教育、社员代表大会、贫下中农协会一类形式弥补的。包括《六十条》在内的一系列条例所规定的社员民主权利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在分配上，人民公社以工分制体现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社员所得工分更多地取决于其劳动时间而并非其努力程度或劳动质量。这种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保障社员通过自身努力最大化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而只能使磨洋工、大呼隆，效益低下、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成为人民公社里的普遍现象和久治不愈的痼疾。公社在强化对社员控制的同时，弱化了对社员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劳动者的社员所能做出的理性选择或是‘出工不出力’之类偷懒行为，或是包产到户成为农民自发的普遍、理性的选择”（33）。公社体制不具备战胜小生产自发势力的物质基础，又缺少对社员的物质激励机制，因而只能求助于非经济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运动、思想教育以至阶级斗争运动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它们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而往往流于形式。正是人民公社体制本身促使社员本能地、自发地希望通过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等形式从体制外得到补偿，改善生活，且屡禁不止，扑屡起。而这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屡屡受到批判，成为当时对农村中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反复进行社教运动的深层原因。这在1959年前及1962年后的社教运动中尤为明显。各种连续的以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政治运动又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再受到压抑。总之，正是公社体制自身制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而它需要社教一类运动始终与之伴随。
二是强化了干部的行政权力。在以国家导向实现超越型
现代化，通过政治革命推动经济革命与
工业化的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作用特别明显。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无限制地扩大介入
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力，又为官僚主义和腐败超出常态的
发展、膨胀提供了可能。
建国后，特别是公社化后，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确立了新的联系。公社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到农村的基层社会，大大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这种强制性的、快速的合作化所必然带来的
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后期就已反映出来。“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34）“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有了新的发展，情况是严重的，必须引起全党重视。”（35）一些省委的报告中反映，1956年秋至1957年春夏全国各地出现的退社风潮原因之一，是统得过死，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账目不清，干部作风差等，贪污盗窃现象严重（36）。“
目前农业社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许多社的帐目不公开，引起社员很大怀疑。”（37）
政社合一在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的同时，又使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失去了作为经济组织的独立地位和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它们的一切重要生产经营和分配活动，都必须听命于上级。管理者往往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业务，管理权力集中却无明确的经营责任（这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确立以前更为明显），更注重完成上级任务而无视经济效益。这种只行使控制之权却不承担其后果的体制，只能助长上级政府的瞎指挥。
公社化不是农民自身的要求，而是外部强加的。为推进和维护这种违背社会发展
规律和乡村传统的运动，国家进行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控制，更加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从而大大强化了行政权力，从而为基层干部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干部在实现上级意志时，为对上级负责，为完成高指标、推行“共产风”、大炼钢铁、高征购和一平二调，必须依靠行政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管理中长官意志横行，激化了干群矛盾。人民公社在弱化社员参与公共事务权力的同时，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行政权力，使他们获得了种种难以被监督和限制的特权，为五风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五风不过是公社体制的外在表现。“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38）干部利用权力占有集体财产，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广大社员却缺少体制内的资源抗衡这种被滥用的权力。“大跃进”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强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事实上现在有不少干部已经变得很坏了，他们搞‘四不清’，群众吃了大苦头”。工作队叫群众揭发问题，“实际上群众一揭发就成了诉‘四不清’的苦”。（39）“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40）如果说1959年前各种社教运动主要是针对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那么这种公社体制内生的公共权力异化和腐败，成为1960年后整风整社、大小四清等各种形式社教的一个主要目标。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