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有以下特点：（1）从研究进程看，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概念的使用，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定，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个别人的行为走向全党的集体行为。（2）从研究内容看，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虽然开始注重探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问题，但侧重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肯定与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3）从研究成果看，史料价值多于理论价值，虽然专论专著开始问世，但一般篇幅较小，涉及面也不宽，基本上集中于总体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专题研究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4）从研究对象看，由于认识不足和政治需要的双重因素，基本上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毛泽东个人的思想。（5）从研究目的看，着眼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和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50-1965）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同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开始除旧布新，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新中国按照自己的愿意设计和建设；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国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愿意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个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存在着体例杂乱、文字错讹等缺陷，不能满足新中国系统、准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从1951-1960年，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1-4卷陆续出版，收入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论著、讲话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或有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专题性汇编也先后推出。这又为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40年代大大地发展了，并成为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伯达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张如心的《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等，均有较大影响，是建国初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宽。毛泽东思想各个具体部分的研究迅速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著比重逐渐增大，主要涉及哲学、文艺、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展开；文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文艺服务的对象及文艺评论的标准进行；军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论及教育观；经济思想研究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政治思想研究侧重于人民民主专政、两类社会矛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服务，因而以大规模的通俗化宣传为主，相当部分论著是谈论如何学好毛泽东著作之类的普及读物，为毛泽东思想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2）研究成果的种类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以学习体会式的、注释解说式的小册子、论文集居多，学术性的、个人的著作相对较少，对经典文献的引证多于论述。（3）随着5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左”的倾向，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趋于“左”倾，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渲染逐渐强烈，学术界、理论界的忌讳、禁区也多起来，难以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境界。（4）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林彪强调“活学活用”之后，出现了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的简单化、片面化趋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与科学的、成熟的学术研究还有距离。
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66-1978）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所引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带来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极左化，再加上个人崇拜意识的弥漫，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其基本状况是：（1）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传所取代，而且规模浩大，充斥于各种媒体、会议、大字报、传单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2）几乎没有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论著，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多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其间。其典型表现为：热衷于对毛泽东著作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俨然“句句是真理”；对毛泽东的语录要求“随身带”、“天天读”；对毛泽东的思想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种几亿人口举国一致的行动，足以令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相形见绌。（3）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运动及其进展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成为林彪、江青集团搞个人崇拜、阴谋夺权的工具。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仍旧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方面，个人崇拜的影响仍未消失，“两个凡是”论正当其时，因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仍未从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少数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不恰当的贬低或基本否定的倾向。这对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思想极为不利。
四、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1979至今）
虽然对毛泽东思想的介绍、宣传和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期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论，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既是思想理论界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走出误区、进入拨乱反正阶段的开始。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来得及具体解决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仅仅是重新起步，有创见的学术性、理论性、综合性著述尚不多见，能见到的多为一般政治性评论、生平介绍类读物、纪念回忆类文字、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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