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王小东们早就和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有了亲缘关系。这一点，也从王小东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一段说词中看得出来。王小东痛斥了布什对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后，提醒公众：
据10月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次的恐怖分子“素质之高，令人不安”，他们不再是过去媒体塑造的那种“没有工作、没有教育、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以为自己一拉响绑在腰间的炸弹，就可以进入天堂之门，和处女们睡觉的年轻人。列为头号嫌疑犯的Atta，出身于埃及一个极为富有的律师家庭，在地中海岸有度假别墅，在开罗有豪宅，两个姐姐都是大学教授，自己在德国读研究生，按《新闻周刊》的话说，他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他的德国导师在911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为“一个可爱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光骂几句“愚昧”、“残忍”、“流氓”就能解决问题了？美国人痛定思痛，都在认真思考，而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那里一味叫骂，骂恐怖分子，骂“幸灾乐祸”的中国民众。暂且停一停叫骂，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为什么竟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死敌，王小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没有思考价值。其实无论是穆斯林思想家，还是王小东等民族主义精英，他们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评，本来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确存在弊端：在消灭传统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同时，又制造了对人的新的异化。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认。但如果以此为理由，而借恐怖主义颠覆“西方式现代化”，则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可以同样对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现代化，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有弊端。不满意就借恐怖主义颠覆之，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难以为继，人类只好退到中世纪，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纪－－恐怖主义只能破坏一种新文明，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新文明；它对新文明的破坏，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从而为旧文明的复辟拓出广大的空间，客观上是为旧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乱世之兆
王小东们的尴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鄙弃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资源。更在于他们所欣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根本不适合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根本就没法在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播种。既不能从本土发掘，又不能从外面拿来。他们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备思想上的原创能力－－泰戈尔和甘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泰戈尔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托尔斯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托尔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梁漱溟、张君劢也莫不如此。但王小东们有什么呢？他们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还是破。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走向的建设性理论。那他们拿什么来和他们所敌视的“西方式的现代化”抗衡？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他们之所以呼唤恐怖主义，这或许是一个因素吧－－他们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实体理论，又无法忍受“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步步进逼，情急之下，无奈之中，或者说是绝望之中，他们只好求助于恐怖主义，希望借恐怖主义来遏制“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蔓延。
如果仅仅是王小东们情急、无奈和绝望，倒也无碍大局－－毕竟“书生造反，十年难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王小东们的绝望和躁动不只是王小东们仅有，而是普罗大众共有的。89年之后，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即阶级斗争为纲的国际政治观大面积回潮，客观上制造了“受虐型民族主义”。中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因此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智、宽宏和从容，而是极敏感，极狭隘，极好斗。但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一套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又不能运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政府处理中外关系往往比较务实。这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对内的高调宣传煽起强烈的仇外情绪，强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高调又无法兑现，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再三再四地妥协、退让。另一方面，89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确实处境艰难，频频受挫，银河号事件、五八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政府都忍声吞气。日本拒绝就战争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科书；韩国、新加坡均予激烈抨击，惟独中国政府态度暧昧……。中国民众遭受双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和屈辱。他们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国的“霸道”，同时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软弱”。而他们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发泄空间，满腔怒火只能积郁在胸。“受虐型民族主义”因此如野草疯长。对内，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实质性启动，以致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屈辱更普遍也更严重。
可见，无论外交还是内政，中国民众都处于绝对弱势，都深感“受虐”。长期处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们的理智正逐渐磨蚀，绝望和躁动正与日俱增。“超限”在他们来说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换言之，自相矛盾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对内的政治腐败，正在制造着规模庞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与民族主义精英集团的情急、无奈和绝望，何其相似乃尔！这两种心理如果汇合，则等于干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彻底失控将指日可待。暴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种绝对恐怖的“超限”政治，将从燎原烈焰中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都会毁于一旦。而这对中国、对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能排除，已经有极个别民族主义精英看到了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的结局，而期待着火中取粟，于是竭力宣扬“超限”思维、竭力助长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果笔者的这个猜测能够成立，则当下中国实际上已处于纳粹时代的前夜。当下的中国民众和那时的德国民众一样对内对外都深感“受虐”和无助、无望，当下的中国政府和那时的魏玛政府一样软弱无能，当下的中国精英阶层和那时德国的精英阶层一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对照一下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几十年前给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两位“先知”的画像，或许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
“。。。。。。这位强有力者说，旧制度已经陈腐。他坚决认定反对原则是彻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碍。只要人们允许他去清除奥其王的牛棚，他便对每一个人作出任何诺言。他利用每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不满情绪而使其号召具有吸引力。他说：这是职业不稳定的问题，利息限制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大商店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问题等等。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世故不深，他们只模糊地有些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们开始注意他所许诺的新秩序。这般人到一个相当时期，便被说服，相信现状已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在新政权下，情况或许要好得多。这时，便像卢梭所谓，他们奔去迎接他们的锁链。等到他们看出所许诺的自由原是一种更恶劣的旧的束缚的变种，那时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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