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方学》与阿拉伯文化的关系。尽管赛义德极力否定自己的理论是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支持，更不是“反西方”的。但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当赛义德教授坚决反对巴以和谈，并亲自向以色列占领区投掷石块时（此举因被曝光引起舆论哗然），他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已暴露无遗了。赛义德从理论上为自己辩护的根据是，他是在用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陈述事实。我搞不懂后学学者的所谓“反本质主义”是怎样一回事，只相信任何事实背后肯定有它存在的根据，并可进行价值评价。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记录了几段西方人对阿拉伯人的描述。其中便包括对阿拉伯人缺少清晰性；容易沦为“阿谀逢迎”、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浑浑噩噩、满腹狐疑”等等人格缺陷描述。［5］ 这其中有些与明教士对中国人的描述大体相同。东方学者以此为据，得出西方人高于阿拉伯人的结论，那是一种价值评价。你可以否定这种评价，但同时，也得考证一下这些事实是否存在。可能对反本质主义者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否定西方人的价值评价。于是，翻遍全书我既没找到赛义德对这些事实存在的反证，也没有他对自己民族缺憾的反省或反思，而只是反复强调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的。这样一来，《东方学》客观上不是在为极端民族主义张目又是什么呢？
美国的人类学者乔治．Ｅ．马尔库斯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赛义德“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同样的修辞极权主义手法去反对他所选择的论敌”。“他没有认识到，东方学的对象，即他所要辩护的民族内部也存在政治、文化的分化”。［6］ 事实确是这样，如果说巴以冲突尚折射出东西文化差异的话，那么，两伊冲突、伊科冲突以及各阿拉伯国家内部如阿富汗派别间的冲突，几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此又该用怎样的西方文化霸权解释呢？这就间接地又回到了双塔惨剧。对处于美国话语中心的作为“特权知识分子”的赛义德来说，《东方学》问世２０多年来，给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但它给他的民族带来多少文化上的进步呢？笔者对阿拉伯世界素无研究，不敢妄断。但我想，如果赛义德有鲁迅般的理性，如果他在《东方学》中能对自己民族文化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即便不如鲁迅那样对传统文化做彻底否定，只要能做出些许理性反思，那么，在《东方学》问世２０年后，阿拉伯世界可能会增强团结，巴以和谈可能会取得成功，而双塔惨剧可能便不会发生。当然，这只是一些可能。但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现状，再读读赛义德极端之论，我真的很庆幸，我们民族拥有的是鲁迅，而不是赛义德；鲁迅塑造了一个阿Ｑ让我们时时警策自己，而赛义德却恰恰相反。鲁迅，也应是东方民族不朽的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从《东方学》到双塔惨剧所暴露出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劣根性，使我深深感到，许多学人，包括著名学者，已经离鲁迅越来越远了。这值得我们警惕再警惕。否则，同样的惨剧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到那时，该其他人来幸灾乐祸我们了，当然，同样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1] 注，这是沿用传统的说法，科学也是理性的产物。更科学的说法，应当是一块基石，两大分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
[2] 《全集（一）、坟》２１４页。
[3] 《东方学》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５月版，第４４２页。
[4] 桑兵著：《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版，５６页
[5] 《东方学》，第４８页。
[6] 乔治．Ｅ．马尔库斯 米开尔．Ｍ．Ｊ．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１７—１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３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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