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主权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苏东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宗教信仰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垮台，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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