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Diaspora)和文化民族主义：越境的认同性

3．超越“文化民族主义”

　　“延边人”这种正在构成的认同性的特点在于：它‘跨越’中韩两国的国境而形成的。这不像冷战以来构成东亚人的认同的“国家/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带着超国境的特点，而且在这一点上，它既和中国及韩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复杂地相纠葛在一起，又成为了有可能解构这一问题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将一国境界内民族主义话语的盲点暴露出来。
　　90年代之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以凸出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来，把中国看做非多声性/混声性的主体而单声性的‘一个自我’，结果不许将有关中国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呼唤于讨论场上，而把它封锁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和东方主义，本土主义（nativism）不是两样（Rey Chow）。从这一点上看，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争论是，和在特殊和普遍之间摇摆不定而陷入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争论的连续线上，还是归结于‘文化论’讨论的问题，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能够形成的背景是，将构成中国的主体看作是单一性，而不是复数性，并且给它与以一个起源，一个认同性。文化民族主义只有“我们是一体”的幻想之中有可能实现。那么56个民族所构成的中国怎么可能实现“一体”的文化想象？ 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所混居的中国，虽然政府（除文革时期之外）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一定的支援和鼓励，但整体上，建国以来都是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样的单向性认同意识形态来表现的。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化的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被国家更加细密化。即，“中华民族”是从56个民族所结合而诞生的初期定义上更进一步，再定义为“通过数千年来中国诸民族的接触，混合，融合等复杂过程自然而然的产生”，而且“从19世纪开始”已经是“自觉性的民族实体”（费孝通 1989:1991）。“中华民族”就像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虽然是以多个民族所组成的，但却只意味着一个自我，而为其提供根据的就是“中华文化”。这样看来，“中华文化”这概念之中，似乎不存在多文化性的余地。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文化本质主义，即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原因，是和强调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