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媒体在网络空间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宰制作用，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现象。《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一书的作者罗伯特•W•曼彻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在评价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收购时代华纳公司时，认为这次并购突出三个重要的媒体发展趋势。第一：在过去5－10年中合并是媒体、电信、以及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根本趋势，这是迄今最显著的媒体合并的例子。1996年美国有12家主要的电信公司， 现在只剩下6家。另外，数码传播公司打破媒体与电信之间的传统的屏障，电脑公司和电信公司寻求与传统媒体的合并。这次合并为下一轮的跨行业的合并打开了阀门。在10－15年内或更短时间内，美国将出现几个集互联网、电信、媒体于一体的集团巨头。另一个趋势是宣告了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终结。过去30年来，美国政府投资大力发展网络，而当它有利可图时，却成了华尔街的宠物。 所谓“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终结”，并不是说数以千万计的网站将消失，而是这些网站只能通过几个有限的入口和门户相连接，并被大的网络与媒体公司在源头和管道上加以控制。商业利益将耗尽网络的民主潜力，信息高速公路演变成了电子商务大道，网民不再被视为公共事务的讨论者和参与者，而被当作信息的消费者，各种为消费者量身订做的信息在网上大行其是，似乎可以让消费者获得海量资讯，并让他们表达无止境的看法，其实却使得他们在消费的狂热中自绝于公众事物，再也不深思熟虑与辩论关系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这个新的网络空间里，零散化的个体与消费的快感结合在一起，虚拟社区变成了“当代市郊生活的压抑现实的电子注脚”，在网上，中产阶级——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坐在他们安全的家里与和他们相似的人打着交道， 即使出现了非主流的反抗之声，也会被放在一个类似海德公园的地方，把“民主”当作奇观来欣赏。所以罗伯特•W•曼彻斯尼指出：“一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新技术爆炸弄得我们眼花缭乱，就像进入了科幻小说世界，这些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媒体和通讯业的明显趋势是朝向集中、整合和唯利是图。……两者不存在真正的矛盾：消费选择与个人自由只是维系服务于少数人的媒介系统的意识形态需要，这时候，媒介系统把自己装扮成负责的、民主的公共服务机构。数字革命似乎不是减少媒介权力的过程，而是进一步促进媒体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整合与商业渗透。”
虽然中国大陆网络媒体集中化趋势还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但特殊的言论管制方式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加速了网络的阶层化，同样可以很快消解网络空间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潜力。即使在“孙志刚事件”这种最具代表性的网络社会运动中，也能够发现潜藏其中的“反民主”的危险倾向。法学家朱苏力从理解中国法治转型的复杂性的角度指出：“在孙志刚事件之后有关收容遣送制度的法律讨论中，一种宪政的宏大话语，尽管很雄辩，掩盖了这一制度发生的诸多原因，因此不可能具体着手解决（因此只能废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遮蔽了制度存废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和战略性的社会问题。” 由于这种宏大话语结合了具体的社会问题，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道德优势，不容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所以当经济学家许向阳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为宪政话语所掩盖的一些具体问题时，自然会被忽视甚至遭到呵斥和谩骂。
许向阳提议在讨论问题时要换位思考，他说：“我们将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问题，不是从宪政学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意义，而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将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收容遣送制度原先在社会中究竟担当怎样的功能？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它所致力于抑止的那些社会邪恶目前是否依然存在？新的救助办法是抑止还是助长了这些邪恶？在现阶段究竟怎样的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办法才符合中国的实情？而上述的立法过程中的偏差，又是在怎样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导引下产生的？” 也许人们无法在为孙志刚洒下同情之泪的同时，接受这种多少带有替收容遣送制度辩护的观点，但这种不太中听的观点的确指出了新的《救助办法》至少有三个技术性问题：无法合理地确定救助的对象，无法确定合理的救助标准以及无法确定合理的救助时间；和两个大的全局性问题：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及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而引发城市秩序的全面崩溃。 可是，这种观点马上遭遇了网络上近乎非理性的“侮辱和谩骂”，说他为收容遣送制度“招魂”还是客气的，在一篇题为《迟到的批评：对“经济学库赛”补一枪》的文章中，作者把许向阳比作萨达姆的儿子库赛，杀气腾腾地宣称：“近日许向阳著文，攻击孙志刚案引发的废法举动，诋毁法学家，抹杀法律制度人道化的功绩。萧瀚、何兵两同志，已经对其“又臭又长的”、“为旧制度招魂的” 文章（《对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换位思考——兼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清议》），进行了批判。许文在法律人的炮火追击中，已经成为了“库赛”。笔者认为，需要对该非典型经济学家的灵魂，再补上一枪：让许文‘彻底如愿地’担当国内收容遣送制度的陪葬：考古发现，主人死了旁边总会发现一些坛坛罐罐、或者一、两匹死马。这不是法律人让许文陷入此种“非人道的处境”，乃是许文自走了“投奔真主”的道路，刻意冒充“烈士”；许文自我引爆在奔向旧制度荒路上，呈现了一副经济学家旗帜掩盖下死得很惨的面目，实际上是自杀而非他杀；原来以为伊拉克才出库赛，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中，马上复制了一个。”
为什么在以“理想化言语情景”为典范的网络空间会出现如此充满暴力意味的言论？这不仅涉及到朱苏力的问题：“激烈的道德话语、宪政话语、抽象原则能否替代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也不单关系到成庆的问题：“理性交流的公共空间在网络时代该如何可能”；更关键的是它与我提出的问题紧密相连：“倘若孙志刚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那么这一事件又会怎样”。网络公共空间和网络民主的限度在于必须时刻面对“数字不平等”的现实：没有经济实力购置网络设备并支付网络费用、没有文化能力应付复杂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或者对于网络没有兴趣的人永远无法成为数字时代的网络公民。当“农民”或其他社会底层人员成为网络言论的“缺席的在场者”时，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保证这些言论是替“底层”发出真正的抗议之声，而不致沦为掌控话语权力阶层者的自我言说和自我陶醉？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可能与不可能不光取决于言说者与管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说者在与管制者的斗争中，是否对所获得的言说权力有着足够的警惕和充分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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