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技术”和“新经济”因素的介入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有着显著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检讨的是，“技术”与“资本”和“权力”诸因素的交构如何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思想的表达形式，同时这种形式又怎样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的生产条件；而新的“文化”和“思想”形态又是如何借助这一新的媒体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突破它的限制，而不被资本和权力的逻辑所宰制。
尽管面临着许多问题，但“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之间的互动还是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媒体结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会在网络引起激烈的讨论，而纸质媒体在尺度允许的范围内也积极介入讨论，无形中扩大了网络言论的影响力，同时由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以及相对比较宽松的尺度，纸质媒体涉及的事件和组织的话题可以在网络上得以深化，形成公共意见，甚至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处理、政府的决策和立法。去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年仅二十七岁的孙志刚，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身前任职于广州达奇服装公司。2003年3月17日晚上，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3月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3月20日，孙志刚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法医事后鉴定其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为题披露孙志刚的遭遇，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政治、法律学术界和律师界组织了多次学术活动，对孙志刚案件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进行反思。五位学者——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在网络上发表声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贺卫方、姜明安、杜钢建、季卫东等四位法学教授又就孙志刚案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向全国媒体公布此案调查的详细过程与调查中所获取的所有重要证据，而不仅仅是结论，并建议高检采取其它法律技术手段，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则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6月9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白云区、天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致孙志刚死亡的被告人。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办法宣布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网络在“孙志刚事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有相关消息、深度报道和评论建议都在网络上发布，同时国内几大重要的网络论坛如“世纪沙龙”、“关天茶舍”和“强国论坛”就此不断展开讨论，热贴不断，议题从具体事件生发开来，涉及到底层、平等、制度、法律、民权和宪政等诸多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法学家朱苏力称：“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制度变革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法律人在这一刻也似乎触到了他们的辉煌。他们表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特别是表现了对制度建设、尤其是宪政建设的关切，注意了推进法治的法律技巧和政治策略。” 如果把“法律人”更改为“网络人”，那么这段话移用来评价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社会运动也是十分恰当的。
因为“孙志刚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民间维权行动，2003年被称为“网络民权年”。
四
一场运动改变了国家立法，“孙志刚事件”对于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和拓展可谓意义重大。但如果把它放在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发展的脉络中来看，那么，这一影响巨大的网络社会运动就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着十分清晰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这些基础和条件既使得“孙志刚事件”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可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讨论的内在限制。而正是这些讨论以及限制提醒人们注意当代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离开了这种特殊性——譬如持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TCP/IP协议等网络技术使虚拟身份具有流动性，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进行更加自由的交流，使得言论管制和审查无法进行——抽象地谈论网络公共空间的可能与不可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除了罪行本身令人发指，还必须注意受害者的大学生身份和27岁的年纪。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于《南方都市报》披露“孙志刚事件”不久，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生活在恐惧之中》，文章特别指出“孙志刚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外来工之一，但我还要强调，孙志刚不是一个普通工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公司设计师。我不同意说，我们不应该强调他的特殊身份，因为问题正在这里：如果连他这样的人都无法躲过执法者对外来工的无情蔑视和残暴杀害，多少外来工要生活在恐惧中？” 艾晓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大学生身份，是想突出这一事件的险恶：大学生尚且如此，普通外来工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而我想追问的是，倘若孙志刚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那么这一事件又会怎样呢？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样追问也许有点残酷，从道理上讲，无论大学生还是农民遭受到如此残害，不管身份差异多大，正义都应该得到伸张。但在现实中身份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和激烈讨论，除了这一事件本身的震惊效果，当然还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原因，譬如普遍对由制度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不过他的大学生身份能够得到网民更多的关注与认同，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正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十四次调查报告显示的，中国上网用户中以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6.8％，35岁及以下的网民占82.0％，其中大学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网民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虽然我们已经无法证明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是不是一个网民，但他的悲惨遭遇却比较容易得到年龄相仿、文化程度相同的网民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不断推动“孙志刚事件”前进的是他的同学们，从他出事开始，通知亲属、募捐钱款、法律援助、诉诸媒体乃至在网络上为孙志刚鸣冤叫屈……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同学以及朋友在奔忙、在呼吁、在呐喊。如果没有这些具备了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同学”、 “朋友”与更多热心人的介入，很难想象身份是农民的孙志刚父亲、弟弟和其他亲属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更大的作为。正像孙志刚舅舅说的那样：“其实我们现在把这些报道发到网上去，对我们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因为没有媒体的报道，我们根本到现在还什么都不懂”。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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