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的东亚，或‘国民国家想象’的彼岸

1． “相见时难别亦难”：跨越“盲目地看不起”和“Tourism”
　　几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幸参加了一次中、日知识界代表学者们针对两国知识界的状况和双方共同关注的事项而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尽管汪晖、黄平、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中日两国批判知识界的巨匠们都与会讨论，但整个会议还是有一种肤浅的感觉。与会者们的发言一旦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后，便堕落成了一种无法说服对方的“自言自语” 。后来，东亚知识分子们先后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会谈，但我仍然不能确信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跨越“自言自语”的、说服对方的契机。今天这个会议说不定也将会只是以认同了反复出现的沟通之难而告终，我个人依然无法摆脱这种不安的心情……
亚洲知识分子们的会谈中，势必要跟对方的论证产生冲突，对其所涉及的语境缺乏理解也不足为怪。但会谈中双方对其漠不关心地默契而过便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涉及到会谈的伦理根据的问题。专业为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知识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的语境的学者之外的其他与会者们对其并不感兴趣，而对其了解的缺乏便也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所以，交流往往由现代性话语、脱殖民主义等世界性通行理论为支点而展开，并以此为据来评价对方论证是否有效。为了避免前车之鉴--那种“吃吃饭， 喝喝酒，参观参观旅游景点”的消费预算性会议--，我们有必要首先共同思考一下如何才能使中国、日本的知识状况和韩国的知识状况真正相逢、以及是否能够真正相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几乎为互相“盲目地看不起”的现状来看，相互之间的沟通可能性并不乐观，反倒应该说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严峻现实。

2． 跨越“共谋关系”：‘普遍’/‘特殊’和其外部
　　但是，上述的东亚知识界之间的交流最终在延长着一种对相互之间的沟通之难的觉察，而与此相反，在同西欧的相遇之中却并非此种情况。亚洲的各个国家各自同西欧相遇的方式总是同作为一种和“西方理论”为媒介的“普遍”的相遇而被接受的。大多的情况下，以西欧为“原产地”的“理论”和本国的“现实”之间两者相符或者相悖的情况都势必存在，但这种重叠或者冲突自身却很少被视作问题。本国的现实超出普遍的理论框架的时候，这种“例外”便作为一种应该包括在其中的特殊情况添加到普遍之中去，从而完成一个更为周全的普遍理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以不符本国情况为由，拒西欧理论于千里之外的立场，但它同上述情况属大同小异，都没有走出同一个框架来。因为这种顽强的“特殊主义”将本国的情况同样化作了一个在“地方性境域”内能通行的另一种普遍，只是在要求同西欧产的‘原装普遍’并驾齐驱的权利而已，并没有真正打破那个“普遍/特殊”的理论性框架，也没有暴露出其中的“殖民性”本质，更没有将其视为自身的任务。也就是说，这种思路并没有怀疑到“普遍”本身的根据所在，而是将基于本国现实上的体验或实情至少在“地方性”境域内，能够被承认为另一种“普遍”就算， 不要再追问。可以说这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保全了原先的“普遍”，从而与其维持了一种奇怪的共谋关系。

3． ‘东亚视座’和相互参照的可能性：东亚各国的后殖民话语为例
  　如果说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个概念能够总结为以上的结论的话，它在许多方面是同“后殖民”这个时髦理论一脉相通的。后殖民话语从其批判西欧对非西欧的关系中所内在的根本殖民性和理论自身的暴力性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时候，同竹内好的亚洲主义有政治的亲缘性。但问题是，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其引入和流通的现象被视为问题的瞬间，便可发现它同以往的无法脱离殖民性的西方理论别无异样。通过西欧反省地吸收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等曾为殖民地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后殖民主义才得以成立。但是它作为以西欧为原产地的新的普遍理论在被引进、流通于东亚的过程中又重蹈了普遍/特殊这个理论框架所隐含的陷阱中。在我们发现内在化的殖民性而对其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完全依靠西欧为我们准备的理论，作为对那个理论的普遍性的试金石而提供我们的情况。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反讽：追求‘解放叙事’的后殖民话语，一旦进入东亚语境里却十分殖民化的方式被消费。然而，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反讽的情况却十分罕见，这一点才是东亚各国的后殖民话语真正的两难之境。  
　　但是对这种状况，在确保“相互的参照体系”或作为“方法”的“东亚视座”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发现各自基于的不同语境、受用以及重新构筑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情况，并视其为问题的话，便会将问题梳理清楚。日本的情况里，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对90年代泡沫经济以来越来越强大的右派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解决殖民地侵略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而被引进的。 在中国 与其相反，90年代初中期刚进口时， 后殖民话语是作为牵制西方（美国）霸权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所谓“中华性”）的理论根据而被引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飞速进展和飞速跻身于世界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后殖民话语被用为同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一种富有新意的“反帝国主义话语”。在日本，被用作批判极右民族主义派武器的后殖民主义，也在中国却被活用为对抗美国的、强化本民族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据。上述情况就足以反映一言难尽的东亚各国知识状况的复杂性。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