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
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300 1058 1400 8000 13000 8000 4896 5174 4600
1902年2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举行春节团拜及宴会，招待留日学生。出席宴会共274人，其中湖北49人，江苏46人，浙江41人，广东23人，湖南20人，直隶16人，安徽15人，福建12人，四川11人，江西4人，贵州2人，陕西、山东、广西个1人，东三省27人。这说明留学运动至少已波及国内17个省。除了日本以外，当时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不少留学生，例如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约有会员800余人。
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
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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