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 ，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 。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动乱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 ；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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