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 。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 。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 ，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 。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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