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从一开始，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们就是将这些似乎属于“内部”事务的问题，放在国际竞争、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上来思考的。既然是要聚合一国之力去对抗外部侵略，单从功利计，你也不能在内部自己再分裂。所以，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们向清廷发出的第一批呼吁中，就有“平满汉之界”这一条。 但是，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排满”之风骤起，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了。一面是章太炎式的“仇满”主张,坚持说将来的中国只是汉人的，与别族无关； 一面是康有为式的的满汉同族的主张，认为无论血缘还是文化，满人都与汉人一样，并非异族： 民族主义的思考内部出现深刻的分裂，几至无法对话。1903年，梁启超正面提出“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具体来说，就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 与当时的其他意见相比，这个“大民族主义”显然站得比较高，它并不完全抹煞章太炎们独尊汉族的主张的意义，但努力将讨论的视线引向国际竞?飧龇段Ц蟮牟忝妗Ｒ坏┙胝飧霾忝妫图负趺挥兴敢庵泄ナТ笃姆呛鹤褰颍?nbsp;因此，不到十年，梁启超这一种结合各民族组成一个更大的“民族”、以争取“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胜利的主张，就迅速为各派论者接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导性解答。
在“大民族主义”式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统合其他意见的过程中，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起了关键的作用。清廷一倒，“仇满”之论顿失意义；昔日的革命者现在成了政府官员，成了统治阶级，再来考虑国内民族问题的时候，视角和立场也势必变化。 清末立宪运动期间主要由满族高官竖起来的“满汉大同”的旗帜， 现在是被国民政府接了过来，换上“五族共和”的新旗号，挥舞得更加热烈。孙中山在他签署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1912）中，一反昔日的“排满”态度，重新解释“民族”的定义：“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军事领袖黄兴等人带头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北京，接替孙中山就任总统的袁世凯也授意组织“五族国民合进会”，以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 单从这会长的官方职务：“边事顾问”，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昔日杨度们引经据典、论证得相当吃力的民族融合的理想，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坚实得多的理由：国家安全。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一旦与国家安全挂上了钩，民族主义的思考就很难再跳开来任性驰骋。民国的历届政府都同声高唱“五族共和”，而且以此决定国旗的颜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将 “56个民族”共同组成“社会主义家庭”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且写进宪法。早在1912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电文中，就曾对如何在新的国家体制下融合国内各民族，提出过具体的设想：“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 但是，真正将这类设想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还是在1950年代初以后。从物质生活方式到语言和文化教育，从居住、婚姻、人口迁徙到培养非汉族国家官员，“同化”的进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民族同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方案改造整个社会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推行得就尤为激烈，以致引起若干非汉族地区的抗拒。 在国际“冷战”和国内社会改造的双重制约下，中国思想界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必然愈益集中于同化的方向，50年间，可以说完全没有相反的声音。 昔日梁启超们憧憬的“大民族”，至此变为?质怠?BR>
当然了，既是大家庭，必然有家长；所谓同化，也总会擎出一个“化”的标准，不可能真是任意互动、随其自然，“化”到哪里是哪里。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汉文化在整体上又明显高出一头；即便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通行的也基本是汉族的主流文化，以致清朝统治越久，满人的汉化就越普遍：在这种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同化”和“大民族”，就很自然是以汉族为主，以汉化为方向。他们也从来不讳言这一点。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更不用说了，从孙中山 1921年“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式的同化方案， 到毛泽东1951年“大家庭”的论断, 都是一以贯之，以汉族为本的。所以，“五族共和”也罢，“社会主义大家庭”也罢，实际上都是走的老路：用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同化其他民族。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广袤的土地上，你找不到一处不通汉语的非汉族村寨，与此同时，非汉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大多从实际生活中消失。 因为汉族是中国境内最先大规模接受“西化”的民族，这一各民族“汉化”的过程，又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解释为“前现代”被“现代”同化的过程， 而更容易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席卷世界、“美国模式”所向无敌的时代，如何评价现代中国这一大规模的民族同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对内偏重同化的倾向，正从一个方面极大地助长了现代所谓“国家利益”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而这种看轻乃至抹煞社会内部各种――阶层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利益差别的“国家利益”， 又反过来充当了那种强调国家之间必然冲突的观念的重要基础。于是，你就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不同的偏向（对外强调冲突，对内强调同化），恰恰是非常有力地互相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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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内部”问题，就是“个人”：当“民族”这样的集合体被高高地供奉起来以后，作为这个集合体的无数细小部分的个人，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预想的新的民族国家当中，个人会有怎样的位置呢？
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鼓吹改革的文化人，都首先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一条普遍的思路是：中国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样一个贫弱腐烂的境地，对外来侵略几无招架之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身心俱弱，一盘散沙； 因此，要救亡保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革新人心，将愚昧的民众改造成合格的“国民”，有了这样的“国民”，才可能组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现代“民族”，在国际竞争中赢取胜利。 从梁启超式的着眼于“中等阶级”的“新民”主张，到李伯元、吴趼人们写给下层民众看的大批“警世”小说，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思路。社会成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的价值，似乎是第一次被如此突出地强调出来，但在最终，被关注的却并非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国家一公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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