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用与西方不同的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倘说“两步走”的第一步，是不得不学西方的步法迈出去，第二步可就要依中国自己的步法走了：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鼓吹强国理想的文化人都相当自觉。中国一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当然就应该负起解救整个人类的责任，章太炎说得很清楚：“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他甚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后完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 孙中山也有完全一样的说法：“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便被英国灭了，……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可是，如何去“救彼同病”呢？正是在这里，这些强国蓝图的设计者再一次显露出了深藏的文化优越感。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坚持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兵患、去除国界； 梁启超则更具体，计划在小说里描写北京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似乎一切都可以在这样的会场上解决。1912年初中华民国
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章太炎在演讲中更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主张国际和平，不执侵略政策，此事洵为吾国特有之国家道德，高出于各国也。” 而到这一步，你也就可以明白，梁启超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将中国建成一个西方标准的头号强国：既然认定西方是重功利讲竞争，认定如今是强力压倒公理的时代，要想推中国式的“仁政”于世界，就必得有足以压服别人的实力。《新中国未来记》最后想推荐的，其实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面，对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尊崇，在这里是非常清楚了。
第四，要将全球带入“大同”世界。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康有为们的终极目的。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从王韬到孙中山，50年间，这些人对“大同”的解释可谓彗迂交杂、五花八门， 但在种种不同之中，又有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未来世界，都是以泯灭矛盾、取消差别为基本的结构原则。康有为是要扫除国家、民族、人种、男女、家庭与非家庭、行业、地域……的所有界限；章太炎则这样解释“无政府”和“无聚落”：“以共产为生，则贸易可断，而钱币必沉诸大壑矣。……熔解铳炮，椎毁刀剑，……于是夫妇居室、亲族相依之事，必一切废绝之”；“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异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 谭嗣同要“无国”，刘师培要“均力”，吴稚晖干脆用数目字来代替一切名称：在以消除差别来平息争端这条基本的思路上，他们都是同道。章太炎的“五无”似乎象是妄语，但你仔细体会《大同书》，体会从谭嗣同到孙中山的各种大同图景的最终指向，其实都暗含着与章太炎类似的意思。王韬早就说了：“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
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 胸中怀抱这样一个阔大的宇宙论，还有什么事情不敢设想？
辛亥革命之后的70年间，上述这一种“两步走”的理想，始终强有力地影响着现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想象。1910年代晚期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掀起一阵“西化”的浪潮； 可不到10年，那觉得西方文明已经走入衰途，正需要输送“东方”文化去拯救的心态，又迅速在文化界膨胀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公开号召“全盘西化”的时候，《新青年》同人也并不都真相信，中国社会从此只要“西化”就行了。 同样，梁漱溟们再怎样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旦着手具体的社会改革，他们采用的依然大都是西方的“强国”之道。 似乎总有一个先用“西化”救亡、再以“我”之道治世的想象隐隐约约地罩在头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念逐渐成为时尚，即便在国民党系统的文化人中间，也有不少人热烈倡导新的全球理想。 但这些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抗日战争（1931－45），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45），第三次国内战争（1946－49），最后是朝鲜战争（1951－53）。直到1950年代中期，社会似乎能摆脱“救亡”的紧迫感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想象才重新爆芽,这就是毛泽东式的“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它?幸桓觥傲讲阶摺钡慕峁梗旱谝徊剑案嫌⒊馈保?nbsp;在国力上压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而这国力的标准，完全是西方式的； 第二步，“世界革命”，在全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950年代，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式的，可从1960年代开始，它们却迅速变得主要是中国式的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76）期间，类似“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论断，公然充斥各种媒体，甚至直接落实为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政策。 “世界革命”也罢，“解放全人类”也罢，都越来越象是章太炎、孙中山们的民族主义理想的新一轮变奏了。
不用说，从康有为到毛泽东，中国民族主义对未来的国际和平的这一主流想象，与它那注重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性格并不矛盾。相反，惟其虚构了一个遥远的和平与大同， 惟其将这和平与大同的入口，直接安放在中国的霸主座椅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能更安心地放纵自己，投入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民族主义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主流认识，和它对未来的国际秩序的主流想象，正是互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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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对内的那一个面向了。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民族混居和融合的社会；到了清代，疆域一再扩大，满汉问题之外，蒙、藏和回族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随之再次凸现。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全力建构现代“民族”和“国家”、力图以此去赢得国际竞争的同时，必须回答这样一系列首先关系到社会内部的敏感问题：这个新的现代“民族”和“国家”，是否仅仅属于汉族？如果不是，那在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框架里面，其他民族有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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