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政治传统的背景十分类近，它们在民主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透过政党的文献及在选举制度立法过程中的会议记录，把我们所知甚少的协商过程加以有系统的分析，研究行动者给自己的行动提出的理由。笔者希望找出选举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原因。
研究策略方面，笔者既着眼于案例，也有历史的取向，并且包含以下九个方面的分析：
1.背景：变革的背景是什么？它的政治背景方面（宪法性基本原则、政党体系、主要的政治参与者、支配着立法过程的规则、现行的选举制度等等）有什么系统性的特点？
2.触发变革的因素：
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有哪些变化？
3.变革的类型：变革的主流理念是什么？建议中的变革涉及哪些人的价值、态度和利益？是否有相互抗衡的改革方案？
4.参与者：是否有处于支配地位的参与者（或者由他们组成的联盟）？谁在要求变革？谁反对变革？谁在起草具体的改革方案？谁在协助推动变革？体制内的参与者在宪法和立法程序中的相对地位（总统、政府、议会和政党）？体制外的行动者，如专家顾问、压力集团、媒体等等，以及外国的参与者，如欧洲理事会和欧盟，起着什么作用？
5.参与者对建议中的改革含义之不确定性的认识：参与者对改革影响其选情的前景，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并抱有信心？他们是否知道选民的投票意向？
6.变革的机制：在讨论和落实变革时采用什么方式？参与者在什么条件下会启动、参与或否决选举制度改革？在解决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时采用什么方式？
7.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作用：参与者在协商的过程中是否改变立场？假如有改变，是以何种方式？假如没有改变，原因为何？
8.结果：建议中的改革是否被采纳？
9.含义：建议中的变革的整体后果（有意的或无意的）是什么？
这一共同的分析架构有利于将个别案例延伸到跨国比较的层面。我们将可以报告和分析东欧共产党统治结束后选举改革的轨迹，以及各种选举制度的特征和它们的短期及长期的影响。个案研究和统一的数据库将为此后的断面研究和全面的比较提供主要材料。
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结束，为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铺路，被很多评论誉为“返回欧洲”和“自由主义的胜利”。（20）戏剧性的转向自由民主模式被视为是区内摈弃共产主义一个明白无误的象征。明显地，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不仅揭露了共产主义的缺点，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令自由民主体制在东欧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优越的模式：结果是民主化和市场化普遍被视为是提供良好的政府、稳定和繁荣而且互相支持的两种制度。
近期，学者集中在一个争论上，就是民主政府不保证经济繁荣，但如果简单地把它与其它非民主而专横的政体比较，人们是偏爱选择民主政体的。关键问题是，民主是否普遍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政府模式。（21）当然，在某一个国家，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越强，那个国家能建立民主的机会便越大，这种由“负面合法性”转为“正面合法性”的态度会对区内新的民主政体是否能巩固起关键作用。Linz和Stepan亦认为，“人们会在政治和经济倾向上作独立——甚至是相反——的评估。［所以，］经济恶化未必会迅速侵蚀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支持。”（22）事实上，民主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前途一般都颇为稳定。尽管经济表现参差，但大多数人对新秩序的评价都高于以前的共产主义政体。（23）当自由选举的经验迅速建立，给予改革者新的政治权力时，巩固民主政体的努力即使在没有实时成功的经济支持下仍可能普及起来。
当然，在这项研究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应当把严格的理论阐述和系统的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限于阐明理论问题。
七、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的研究策略，考察主要决策者的动机和信念，以解释后共产国家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研究制度变革的“理性选择取向”和“理念论取向”，并不像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南辕北辙，而是相得益彰。因为这些理论都重视行动者和决策的过程。各人都有需要奖励的支持者、予以打击的对手和必须捍卫的原则。因此我们能够区分出研究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三种观察的角度，即（1）注重结果的论点，理性选择是根据参与者预期选举将会导致的潜在损益；（2）理念论的观点，则以“良好的理念”为根据，不考虑选举制度对参与决策者的特殊利益损益；（3）合理性的论点，则以协商式决策为基础，使决策者能够对照本身和别人的价值或身份认同。这种综合的方法承认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可以用来阐明导致做出选举制度选择的协商过程。
我们希望，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我们不必再从“行动”还是“结构”、“利益”还是“理念”这种二元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有通过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对话和互补，才能提升我们的整体知识。因此，我们要探索如何把不同的理论综合在一起，以便提出更全面、更有力的解释。本文虽然主要讨论理论，但它希望为民主化的研究论战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增进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转型过程的理解。希望用不多久，我们就能够提供从这项有关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更具体、更有意义的发现。
我们暂不能在这里下最后的定论。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领袖一组独特的形势、限制、要求和选择在内的全新布局。政体的建立没有一幅蓝图——它必须通过反复试错之中达致。每一个局中人都必须继续这个迅速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注释：
①Giovanni Sartori（1994），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London ：Macmillan.Rein Taagepera（1998），“How Electoral Systems Matter for Democratization”，Democratization ，5：3，68—91.
②Jon Elster（1997），“Way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Axel Hadenius（ed.），Democrat's Victory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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