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理念论”阐明了“理念”影响行动者对自身利益和认同的机制，从而也对制度选择形成怎样的约束或落实的契机。首先，“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行动者的选举规则的取向发挥着独立的影响，其次，有关制度的理念对制度建设有多大影响，则取决于（1）它是否为当前的问题提供了明确而简单的解决方案；（2）支持者是否以政治上恰当的方式表述出来；（3）处于关键地位的决策者是否接纳这些理念。
“理念论”实际上认为人不仅是自私的或精于攻略的，而是具有反思或交流的能力的。事实上，从政者在思考改革时，会把许多目标纳入他们的
计算之中。这些目标至少包括：设法满足“自身利益”；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及制定公平而民主的新规则。视乎情况，决策者必须反思应该诉诸哪些原则和目标。一味考虑党派的眼前利益的策略型行动者有可能自找麻烦，无法使自己偏好的制度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假定，选举改革需要通过一个对等协商的过程才能获得支持，相关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赞成某种改革建议的合理观点和理由。我们在下一节所要讨论的，便是这个协商和建立共识的过程。
五、选举工程中的协商与共识建设
如上所说，政治制度和民主转型的
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政治行动者只顾追求私利。因此，理论上人们便觉得选举安排的最终形式取决于讨价还价的策略型行动者，多于协商决策的过程。假如协商的过程要求行动者不能展示自己的“真实动机”，即他们狭隘的党派利益或私利，而是要求他们诉诸超越政治分歧的价值，那么协商决策的观点便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方法。因此Kim 怀疑，应否“期望政客为了促进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16）在“理性选择”的角度看来，支配着政治过程的是讨价还价和基于私利的损益计算。当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不一致时，占上风的总是前者。而对整体利益表现出的无私关切，应当被视为一种掩饰“真正”党派利益的伪装，或是为了占领道德高地而摆出的策略性姿态。
但是，这种
分析似乎忽略了一点。要是想政治协商做到合情合理，就必须以大众可接受的理由（public reasons）作为根据——这种观点也同时指出了协商应当采用的方式。为了使协商行之有效，行动者就不能仅仅是自私自利的，他还得通情达理。具体而言，他必须乐于倾听和跟对手交流各种理由。不应当把协商简化为一种损益分析。协商是以各种理由、主张和考虑，志在形成、更新和维持各方的对等关系。
当有人提出一种理由时，他是在解释自己为何把某一件事情当成“好事”——而且别人处于同样的角度也会同意。这些理由把“我”转化成更具普遍性的“我们”。当行动者一起说理时，他们便确立了一种带有某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思辩程序。协商的过程推动着他们共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便解决他们面对的复杂问题和困境，帮助他们消除不同层面的冲突。参与协商的人士的理念、认同感和利益，是协商和建立共识的过程之产物，而不是由外在的“客观”因素事先决定的，并会在多回合协商中形成并发生着变化。
真正的对话要以尊重对方作为最起码的条件。协商的结果不仅是作出了一些结论和选择，而且使参与者注意到别人的一些想法。不过，协商的过程不能保证把众人的分歧引向一个跨党派的目标。倒不如说，行动者必须估计到，只强调有利于特定利益的说词很有可能弄巧成拙。换句话说，赞成某种选举设计的论点和理由，必须是能够得到别人支持的论点和理由，它们一定要被人视为恰当和合理才成。做不到这一点最终的决定的认受性也会继续遇上重大挑战，助长选举改革的争执。关键在于，为了取得有认受性的结论，参与者需要超越功利性的算计。
现有的
文献在评估选举设计工程时，一向极不重视政治协商对具体制度选择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难认识到对一套选举规则的选择的理由，始终涉及政党、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关系、选民等等，并在考虑所有的相关利益和价值时牵涉到一种互相牵动意识（a s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假如互动形式的确存在的话，行动者就会倾向选取追求共赢的途径，而不是只顾扩展自身利益的行动。因此，这种“有动员力的论据”（mobilising arguments）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决策的过程的性质。
六、研究后共产
时代欧洲的选举选择
要在后共产时代东欧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拟定一套新的规则，肯定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加上缺少有凝聚力和享有稳定社会支持的政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制度改革的方向更难以预料。因此Alexander 发现，各种制度随时被人修改的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严重。（17）自从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以来，这个地区的大多数选举制度都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表一）。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一样，也倾向于采用一种有选举门坎的分级制或混合不同选举方法（graduated electoral thresholds or hybridized institutions ）的温和的比例代表制。这类奇怪的安排一般被视为综合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数决代表制的优点。（18）
虽然后共产国家在选择选举制度时大体上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其关键性的细节有重要差别，它们都没有径直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波兰显然在选举方式上付出了较多的努力，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匈牙利则迅速建立了一种混合型的选举制度，事后证明它十分稳定。事实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各种理念、利益、策略和情绪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必然产生复杂的互动，影响制度的建立。
Lijphart认为，“对数个案例进行严格的比较分析，也许比对很多案例进行肤浅的统计分析更有价值。”（19）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所选取的案例包括以下各国对其选举制度的改革：波兰（1989，1991，1993，1997，2001）、捷克共和国（1990，1992，1995，1998）、爱沙尼亚（1992，1994，1999）、匈牙利（1989，1994，1998）和斯洛文尼亚（1992，1995）。这五个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亦被认定为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他们的政治制度在过去十多年的后共产主义过渡中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既然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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