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对于解释选举制度的选择，着眼于理念的方法较之以利益为基础的方法更为先进。政治制度是有形的理念，它们是一些根据有关人们对环境的解释去组织事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显然有着理念的基础。如此一来，制度变革本身就变成了对现有制度的理念基础挑战。
但是，制度的设计与演变不可能完全用“理念”本身的存在加以解释。在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可供利用的“理念”实在是五花八门，所以选举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种改革的理念互争高下的情形并不罕见。同样，由于政治行动者各持己见，政治光谱中的价值观也是形形色色。如果不只一种理念影响着政治行动者，为他们提供辩论有关最佳行动方式的立足点，那么这种理念之争就会成为讨论各种选举制度之优劣的典型特征。正如Norris所说，在有关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孰优孰劣的辩论背后，有着“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⑩赞成一方的人和赞成另一方的人，对代议制民主的看法大相径庭。
按照传统的智慧，在公平代表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人想要政治稳定的话，他就得选择多数决的代表制，假如更看重公平代表，他就得选择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议会中出现更多的政党和观点，因为没有哪个政党能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的席位，所以通常需要组成联合政府。相反，多数决的代表制较容易把组织政府的责任委托给一个在议会中获得简单多数议席的政党。
寻求“最好的”制度，是各种制度设计之优劣的讨论中的一种常见的毛病。例如Lijphart十分相信，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all things being equal），把议会制政府同一种温和的比例代表制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政治稳定，因此从长远看能够增加巩固民主制度的可能性。（11）还有人从规范的角度主张，政治稳定或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找出公平反映民意的方法。如果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关心政治稳定的人也会同时关心公平的理念。然而并非人人都相信这一点。在Blau看来，
目前并不存在完美的理论解释为何我们应当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议会席位。（12）他以英国为例表明，“公平”的概念不可能成为选择比例代表制的标准，因为它的含义是见仁见智的。
放诸四海皆准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民主政治可以用多种方法组织起来，但基本假设是，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诱因和遏制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制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找出哪些在制度方面的设计对稳定和有效的政治体制最有利。例如，为了确保新生的政党体制顺利运作，提供制度方法的专家都赞成以下几点是重要的：防止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维护少数人的代表权、鼓励向心的动力，以及确保政党不仅要对人民负责，而且能成立强而稳定的政府。学者主要关心的是那些能聚集社会利益、建立共识以及领导民主过程且甚少分裂的政党体制的发展，所以，建立健全的制度是必须的，尤是以达致不仅在政党竞争和合作之间，而且在代表性和管治能力之间一个健康的平衡。同样重要的，是游戏规则应该小心地修改，以适应和响应每一个国家的特殊环境。
1989年后东欧与前苏联共和国引进的选举，是由一党专政过渡到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公开、自由、公平和定期的选举让人民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法决定哪一个（或哪些）政党有权管治国家，民主政府是无法想象的。此外，选举结果不仅显示个别政党的受欢迎程度，而且更表现出政党制度整体的发展。选举肯定是代议民主制必不可少的部分。
学界对多数决制度的偏爱旨在强化正在发展的民主政体。但我们必须注意，多数决制度的优点在有激烈种族、地区或宗教分歧的地方会减少，在这些情况下，学者担心若把少数团体排除在政治程序之外，可能会引致激进、不负责任的政治活动和离心性的竞争，到头来会削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因此，大量减少比例性以禁止极端利益和观点在议会中的代表权是不明智的。在鲜明的对比下，比例代表制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它不仅确保了少数人的代表权，而且鼓励在有分歧的社会里实行权力分享的做法，所以，比例代表制可以减少政治上强烈的分歧，避免这些分歧演变为派别暴力和内战。
事实上，大部分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创立议会政体的选举后，都在它们的选举制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匈牙利与俄罗斯的选举制改革形成了一个混合的制度，保障了比例代表制和简单多数制的优点在
理论上的结合。（13）但在保留比例代表制的地方，政党都试图利用引入较高的全国性选举门坎（electoral threshold）或缩减选区的大小等
方法去培养温和的多党制。在区内刻意策划选举制最著名的国家是波兰，它是唯一一个经历了五次全国性议会选举，而当中四次都采用不同选举制的国家。
自1989年起，后共产主义政体广泛地试验多种制度上的选择，从而达到它们心目中政府与
政治之间的平衡，但经常性的改变是对游戏规则经常性改变的期望，增加了在建立新政治秩序时所面对的不明确情况。在一些例子中，基本规则本身因狭隘的党派之争而时常被破坏。
无论如何，“理念”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事实上，选举改革只能由行动者去实施，所以他们对不同的选举模式的支持度，对于选举设计的过程至关重要。可以说，鼓吹改革者的力量越强大，他们的“理念”的力量也就越强大。“理念”的力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政党、政治领袖和重要的
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间得到了多少支持，以及这些关键人士有多少制度化的渠道
影响国家里主要的决策部门（政府、立法机构和宪法法院）。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理念”针对紧迫
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它被接受的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如果政治行动者无法促成这种联系，那么纵使最有效的理念也会被置之不理。因为只有当它被融入一种共同的思维状态，其提倡者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重要的是，建议中的选举设计要适合于它实施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不过我们不同意Elster的观点，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够预知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不被采纳，那么提出这部宪法也是没有意义的。”（14）为了不去破坏理想主义者的努力，我们切莫忘记，上述两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可以把选举设计成功落实。理想主义者不应放弃为决策者提供他们认为采纳最优的制度的理由。如果后者接受理想主义者的论证，并根据提供的理由采取行动，最后形成的制度就会留下这种最优设计的特色。用Blais 、Dobrzynska和Indribson 的话说，许多国家在实行民主之初采用比例代表制的“起因十分简单：存在着这种理念，实施的方法也已设计出来，并且逐渐被人们视为最‘民主的’的选举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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