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程度等等。相反，注重行为的学者侧重于研究参与者影响环境的能力。
以为能够给结构和行动的对立找出一种解决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倒不如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一方面，结构固然重要，但结构主义提供的预测并非确定不移，它仅仅是具有或然性的预测。另一方面，参与者会重新设计和建立制度的秩序，它最后有可能导致出入预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肯定与环境有关。
因此，仅仅用结构性因素，无法解释选举改革采取的具体形式。结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参与者的行动，把变化的可能性纳入结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行动是个反思性的概念，强调参与者如何自觉利用结构资源，根据不断变化的境况调整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可以说，当政体正在经历转型时，这种转型有可能表现为一个变化多端的曲折过程，这将大大扩展行动的范围。因此，政体转型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时期，它的特点是有着异乎寻常的不确定性，这时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有关选择的规定也是不严格的。换言之，这个时期的政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动很难事先确定，甚至事后也难以根据他们的结构地位去判明原因。
不确定性的概念对我们分析选举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二。首先，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经历了制度更替之后，很多有关的参与者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的实际利益，并不是十分清楚，更不用说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其次，制度革新意味着，无论结构还是制度就政治行为和决策可提供线索都是不稳定的，参与者之间可能出现新的互动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把参与者的自身利益作为解释其选举设计选择的毫无争议的现成工具。
Elster把人类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动机描述成一个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现象，它包括各种不偏不倚的论证（reasons ）、利益（参与者自身、选民、党派以及他们所属的制度的利益）以及情绪和偏见等感情因素。②追问决定着政策后果的因素是理念还是利益，是一种错误的提问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析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忽视了第三种可能：两者之间的互动在起着决定作用；它们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于一个协商过程之中，而选举法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提出、讨论、修改和表决。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选举法的出现。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选举制度得到采用或革新的原因，我们得借助于三个思想流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协商性决策（delib erative decision-making ）——的见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有关选举工程的观点。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贫困
“理性选择理论”做出一些同人的自利动机有关的简单假设，然后试图描述和检验从这些假设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预测。主要假设有三：第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需要；第二，他们试图满足那些需要；第三，行动者希望掌握相关信息，以便对自己的选项加以评估，尽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因此，制度变革的机制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它是以当事人自私的选择为基础。
所以Ordeshook 声称，“政治制度是其建立者的自身利益的产物。”③也许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参与选举法协商过程的大多数政党，是从未来的权力分配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政治行动者只会同意那些有利于他们扩大或维持权力份额的改革。换言之，假如他们预期提高效率的改革——对各方都有利的改革——能够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就会支持这种改革。但是，假如涉及再分配的改革有可能以某一方为代价让另一方获益，那么前者是不可能支持这种改革的。
乍看上去，这种“理性选择论”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理论模型，它对选举改革的过程做出了简单明了的解释。假如各种选择一目了然，其后果也较为明晰，这种理论便为制度选择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换言之，新的游戏规则在政治参与者的战略性讨价还价中产生。具体而言，假如（1）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处于支配地位的参与者或参与者联盟，并且他们希望在另一种选举安排下得到更多的席位或权力；（2）这些参与者利用其支配地位而做出选举法的变革。不过，在选举改革的后果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自利的参与者为了避免全盘皆输，倾向于采取回避风险的立场。这是因为当事人虽然很清楚自身的利益所在，但对于如何实现它们并无把握。④可以预见到两种不同的后果。其一，这可能导致政治参与者将比例代表制和多数决制度采取混合的安排。其二，政治参与者有可能阻止变革，维持现有的规则。
然而，相关文献可能夸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首先，自私自利远不是一个毫无问题的概念。如果用来辨别利益的
方法是行动者对某些选举制度的选择，即根据行动者的行动去识别他们的目的，那么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证明”（self-confirmatory ）的理论。根据从行动者身上观察到的他们对选举安排或制度的偏好，去确定他们的意图或利益，毕竟不能充分揭示工具性选择的机制，更糟糕的是，它还有同义反复（tautology ）之嫌。
于是，有些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人转而采用一种演绎法，从个人自利的假设，把行动者的选择理解为他对改革预期的效果。这种确认行动者动机的演绎法虽然有着比归纳法较坚实的基础，却会使它破绽百出。工具理性的考虑听上去简单动人，但是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行动者的选择将会产生符合其意向的结果。一旦碰到改革的失算或意外后果，其最终结果经常对他们不利。这种工具理性对于分析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显然用处不大，因为其中的政党、政治领袖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尤其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因此，行动者有可能不清楚制度改革会产生甚么结果，从而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所在。
Bunce 和Csanadi 提出，“流动性和变化不定”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现时的规则。⑤共产主义政权已被拉下来，但新的游戏规则却似乎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Havel 赞成这种说法：
那种每样东西都在破裂的感觉十分普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确的。以前支撑秩序的方法——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和颟顸的体制——不能维持并且正在崩溃，新的体制在各方面正在诞生、准备和考虑之中，但它仍未站稳脚步和行动自如。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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