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 politicization ）和“过度私人化”（ over privatization ），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从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这一危险成为更突出的主题。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调。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的论述，并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参与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让我在这里用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 co-rulers ）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