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政府如今依然不能使人民甚至是最为根本的需求得到满足。1，300，000，000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880，000，000成人不能读书写字；770，000，000人得不到维持积极劳动所需的充足食物；800，000，000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当中，缺乏甚至是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每年有14，000，000儿童--年出生数是其10%--死于饥饿（McNeil 等，1991：6）。
1990年约1亿以上的人遭到饥饿之苦（《卫报副刊》，29，5，1992）。在西欧国家，我们同时目睹了反映在欧盟"啤酒湖"和"黄油山"现象当中的非同一般的食物过量生产。在北美，营养不良的主要形式即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们的过度饮食所致。
再者，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随处可见（欧盟和美国也在所难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年龄在18岁以下，且生活在第三世界。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及其进行社会选择的前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调整负担的分配至少比起19世纪50、60年代而言尤为不均衡。19世纪80、90年代结构调整的负担越来越被置于妇女和孩子们的肩上（妇女承担着大约2/3的家务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作,Feldman Beneria 1992; Wallace March,1991）。这引发了不仅是发展的而且还是社会生产的全球性危机课题，只要我们认为家务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社会情境的话。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着一场全球均衡发展的危机--一场真正的全球文明危机。它包含着强者对弱者发动的一场反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衰退伴随着社会混乱、失范与虚无主义（Vieille,1998）。
对漠视政治的反思
正当全球政治经济在资本主义重建的速度和地理范围方面加剧增长之时，我们看到了以往政治选择的破产，一种历史性的倒退，此间的种种变化与政治经济和宪政主义的无政府观念联系在一起。新的权力话语试图对街道、乡村和城市--全球化压力、束缚和矛盾聚集和展开的场所--中的纷争施之以规训。拉美、非洲，而今是前苏联国家的结构性调整加剧了许多国家能力的崩溃。然而，以上讨论的复杂过程也形成了新社会运动和对新自由主义信念不失时机地提出挑战的政治党派。
并非上述一切政党和力量均将代表世界政治的有益潮流。如俄罗斯极右势力就将是恶的因素。在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重新引入正在引发一种混合着广泛的失望、怨恨和忧伤的情绪，某种程度上，它们反映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土匪主义。例如，在俄国，当核电站开始衰落和溃败、国武库被武装歹徒劫掠之时，市场化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绝望、犯罪和暴力的大爆发结合在一起。市场被重新引入到一个法制和秩序普遍崩溃的语境当中，而其重新引入是一场根本性社会危机的一部分。[7]
其实，特权阶层内部的各个级别在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着纷争。举例来说，适合资本主义的不同国家形式模式（包括德国的社会市场模式，雅克·杜勒斯的欧洲社会民主模式，及日本补充性的国家商业主义）是英美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欧，为金融和自由贸易的模式）的竞争者及其重建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视界。欧洲大陆和日本模式的部分优越性诉求常常以它们寻求推进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凝聚性和历时长久的框架形式表达出来。新自由主义愈是能够在争得适合资本积累的国家形式的斗争中取胜，那么社会的不平等--包括性别上的不平等--就愈发趋于深入，而政治冲突也就愈发激烈，这或许并非是偶然的现象。
当这一切与第三世界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便为思考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能否在社会和伦理上得以维持提供了依据。然而，世界在经济和生态方面越发相互依赖。政治混乱和日趋分离的现状正在推动着无法阻止的移民潮流。迫于巨大的压力，保护特权地区的政府将要应对或包容这样的压力。遏止这样的移民潮流，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种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不过，尽管存在着种种其它的民主化迹象（即在一些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程度稍弱的台湾那里），右翼民粹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和社会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复兴（在此意义上类似于19世纪30和90年代）却有了广泛的增长。许多前共产党国家已经出现了各种反动和专制的重要迹象，尤其是在常常由经济衰败所推动的共同体间的暴力和政治混乱频出的语境当中。在中国，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迅速的经济增长，商品化和民主化连带的诸多矛盾自然而然地纷纷浮出水面，其经济状况仿佛居于彻底失控的边缘。
无论中国还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显然不能够容忍域内挑战现状的新生力量的兴起，不能够逆转无处不在的失望情绪和对"规范政治"的疏远，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正在担负起自身生存的责任，而且开始行使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选择。在此，我们看到，原本是防范性的反应变成了某种更为创造性的、参与的和有机的东西--一种形成了其自身责任伦理的发展。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看似无能的人们对压迫他们的力量发动的默默革命（Cheru，1989；Scott，1993）当中，新型的政治正在形成（其中的一些相对隐蔽且超出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概念之外）。看似无能的人们的另一力量标志，便是新式的地方政治组织和开始出现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即北、南美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土著）当中的多边主义。此外，许多国家还拥有多种形式的地方合作、协会和规划。在对外干预（部分反映着浓重的和平利益）、经济自由主义（即如反映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批准事宜的争论当中）和环境事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位于迫使世界银行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反应的压力前沿）问题上，美国的公众舆论持续发生着纷争。重要的是，将这些地方和跨国机构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进程当中，使它们与劳工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其它进步因素关联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为一种"新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峰会中得到部分反映（Gill，1994c）。
这些例证，特别是来自那些通常被认为遭受最大边缘化和排斥的群体的例证，强调了人类能够在一种集体政治意志形成得以展开的地方创造不同选择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漠视政治这个标签，将之用在真正表现出它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给予左派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治联盟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从而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权威国际化形式重新构筑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对物质力量的重组，而且还包含对发展新制度结构与长时间构架的资源和能力的动员。以上热情的核心在于一种责任伦理，以及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与文明之内或之间的差异的容忍。我们需要从对抗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防卫同盟和冲撞的一种毋宁是经济主义的意义转向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与无情竞争之上的世界社会的新形式上来。这里存在着一种创造一个更为合作、平等、公正和持久的世界秩序模式的需要。仅有反抗的观念是不够的。左派的眼界应当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因此亦更具革命性，即使它要受制于在可能的范围内运作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里，传统左派常常失败在不能于民主问题上引领潮流--部分地因为左翼党派和政府的许多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自身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在此意义上，左派力量需要革新，需要更为认真地对待他们对自己所要代表的民主原则的介入。此乃超越一种纯经济的、防卫的和毋宁是眼界单一的政治，走向一种更趋完善的、可能的和可欲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前提条件--民主的一种全球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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