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发展在我们对社会的体验和理解、对未来的感受方面具有丰富的启示。在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伴随着一种经济停滞或萧条（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尽管东亚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的日本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这一全球性的重构过程中，输家和赢家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主成就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脆弱和破碎的--用葛兰西的名言来说，它们或许还未能深深嵌入到一种发达的、参与性的和民主的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堡垒和工事"之中。因此，民主潮流，如其得到深化，即可被证实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重塑当中的核心因素。许多国家自20世纪50到70年代出现的对战后社会契约的威胁和破坏，有助于一种得到革新的民众自我组织的产生，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市场和其它改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侵害。虽然大国间表面上显得无力（即，七国集团无法维持国内法治和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但看似无力者的力量却在增长（Sakamoto，1994）。甚至是世界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这并没有夸大事实，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目睹了基层组织的大量涌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繁荣以及非正式、半自发的反抗网络的增长。这种"来自底层"的政治活动或许构成了产生于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条件之下的一种主要的、尽管不必是革命性的变化，或许是在更为民主的方向上。
在此语境中，至关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乌托邦视界（与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无论从理论上还在实践中均不可能达成--这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类型的商业企业（即大规模的、垄断的或寡头式的公司）试图系统性地限制而非推动市场竞争。这类全球化暗示的社会的纯粹商品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它意味着整个市场机制大厦赖以建立和依靠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崩溃或毁灭（Hirsch，1976）。其从政治上不可能达成，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动它会招致表现在政治斗争当中的策反运动和力量，它结合了一种旧秩序与一种新的、"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诸多因素。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一词表达着某种多义而不连贯物的事物，概括马克思的话来说，因为群众创造了历史，尽管往往是在不由他们自主选择的情况之下。
从往往非常限于地方的转向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维度上的变化，以国际协同计划方式展开的再调节和长远观点也需要予以民主化，并对伴随全球化近阶段而来的社会分离倾向加以遏制，进而需要在全球政治当中创造出一种责任的伦理。民主化的标准（包括被理解为一种真实社会选择能力的实质和品格）能够被用来评判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否公平和可以维持与否，是公正的抑或是社会分离的倾向。这一标准同样可以被加诸一种正在浮现的反霸权政治上。世界政治中的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发起一场增强人类能力的过程，它能够推进一种更为切实的、无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市民社会的民主化。这一双重运动必须既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它意在为建立于一种包容基础之上所有人构造出真正别样的选择。面对肆无忌惮的全球市场力量的社会分离逻辑，它或许会被看作是20世纪政治与社会第二次"双重运动"的一个核心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一种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社会病理学
留心于民主问题，我们或许会观察到，全球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基础--由一定数量布罗代尔（1981）所说的"世界城市"所支配，而且集中在并围绕着它们被组织起来。这些城市包括对现存全球金融结构（流动公司与富裕的个人免缴税款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的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次一级的法兰克福、巴黎、洛杉矶、多伦多、圣保罗、悉尼、新加坡以及香港，还有位于卢森堡、瑞士和加勒比的缴税港。华盛顿特区、范围稍窄一些的纽约、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代表着对国际组织的过程和美国国家机器及其军事-智能设施之规训能力进行管理控制的核心。[6]美国体系中的人员变换和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现，意味着我称之为进出华盛顿的跨国资本主义全球精英核心成员间的一种稳固循环。（Gill，1994b）
大体上来说，世界城市间的相互关联赋予全球政治经济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和协同。为数不多的城市和城市化地区（及其毗邻的后方）构成了主要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驻扎了大批的公司总部及其子公司。不过，跨国公司有组织的控制、研究和发展功能则通常位于北美、西欧和日本，即所谓资本主义力量和财富的三元，尽管总部设在上述地区以外的跨国公司数量也在增长。换言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享有特权的地区自身也构成于一种复杂的等级制中，与全球劳动分工表面上所显现的相比，金融与知识的生产较为集中在数目更少的中心。
这些中心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在此不能详加讨论。但是，上述关联不只是功能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它们不仅因投资和贸易的交叉模式、信息网络和通讯设施，而且还因三元统治阶层的不同派别与在其它地方所形成的政治网络得以巩固。
这些网络是正在浮现的跨国阶层形式的原型，它结合了公司部门的一些"特权"工人（那些人拥有工作保护和高额工资）和另外一些靠跨国生产和金融过活的工人，形成一个跨国的历史性阵营（Pijl，1984；Gill，1990）。尽管这一阵营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竞争和冲突，但它们依然使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得以稳固。（例如，德国和日本资本好像就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英美的经济自由主义）
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情况相同，三大统治阶层彼此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它们与其各自社会中的大众的共同之处。不过，与那段时期形成对照，广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意味着受压制阶级某些利益的积聚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个力量多数。于是，这些享有特权的生产和消费孤岛按照等级次序组织起来，并在国内外得到政策上的实施（往往通过与相互结盟或冲突的伙伴们协调一致的美国军事力量完成），从而受到了免遭世界社会边缘化群体侵害的保卫和庇护--一种病理学情境。
这一享有特权的孤岛被贫穷、危机和暴力的巨大海洋包围着。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其中约有数亿人生活富裕，而同等数量的人却在饥馑的另一端。显然，第三世界的社会不平等要远远大于享有特权的经合组织国家。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里，启示录中的牧人们以战争、暴力、疾病、瘟疫和饥荒的方式来攫取土地。对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们而言，他们的状况常常要远糟于15到18世纪的城市，特别是乡村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布罗代尔，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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