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第二，托克维尔认为临近一七五○年，人们最能接受的就是经济学派的主张，“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乃至观念也已完全消失，结果是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盼望腓特烈大帝甚于运用已到手的权利，这就为三十年后的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作者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第210页)

　　也许发生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事更能印证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

　　第三，法国大革命打倒了贵族、铲除了教士，于是出现一大批假贵族和假教士，他们共同构成为一个新的“上层阶级”，“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这就同时把贵族和教士身上的缺点移植到了资产阶级身上，使他们既傲慢，又从不把整体利益放在心上。全法国只有一个政治的原动力，这就是巴黎。全法国分裂成若干阶级和团体，大家彼此对立而又极其相似，既不共同行动，也不相互支持，结果是政府既无约束力量，也无在危急时获得后援的力量，以致社会的基础一旦松动，整个权力大厦也就倾刻瓦解。作者认为这第一应归咎于国王长期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第二是因为中央政权先已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政权机构，于是使中央政权成为了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和个人愿望的唯一代言人。作者说，人心的涣散使得真正独立的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和对自身事业的信仰荡然无存，以致当大革命到来时，“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找到十个惯于以正规方式共同行动、进行自卫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权独当此任，以致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负责任但有主权的议会之手，从温厚而变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缓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轻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倾覆之后都变得可能。”(第237页)

　　这里面有一种循环与重复的可怕。

　　所以当大家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去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学术变迁时，我希望也能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相互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也可视为是对传统的清理，但目的将不再是如何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是看传统是否能仅靠自身的原则就将自身支撑起来。在这种支撑中，从保守意义上而言的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维护无疑应该置于任何激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之上，无论这理论以什么样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