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 Post 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
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
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发布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
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
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
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无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连萨特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也肯定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它今后的发展不是走向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哲学，而是通过更加紧密地投入现实生活和实践，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克服偏离其本身的倾向，吸取新的经验，从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最好典范。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当代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在这方面，最忌讳的莫过于把邓小平理论纳入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中，或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来对之作出解释，甚至牵强附会地去建构某种邓小平理论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把本来是开放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连的邓小平理论扭曲成封闭性的、僵化的理论。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背离邓小平理论。
至于当代西方哲学，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重大变更。正像它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活力一样，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还没有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它的各种思潮和流派还会通过探索和论争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朝着展现、甚至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方向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正确、也最简捷的道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固有的
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偏见，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走这一条路。然而，既然他们至今仍然走在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得到加强。他们大都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哲学上将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哲学发展的道路，将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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