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 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 卷第122 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7 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3-4 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 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 卷第530 页，并参见第478-9 页；《资本论》第1 卷第84页注<24>；《马恩选集》第1 卷第118 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马恩选集》第2 卷第530 页），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1 卷第111 页）。
所谓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们理解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永恒公平的原则。所谓坏的方面，就是集中起来的大资本主要以债权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垄断性竞争中对这个阶级的迫害和扼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方案的问世出台。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设立国家信贷机构给小生产者优惠贷款，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以便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造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建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实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发展国家资本经营的企业以限制私人资本的增长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办法，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见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恩选集》第1 卷第384-5 、38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讲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纲领中那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见《马恩选集》第1 卷第225 、386 、391 页）。但是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民主发展，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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