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正当《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有工人积极参加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革命的性质总的说来仍然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具有不同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就是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并交织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1848年革命，在法国推翻了代表金融贵族集团的“七月王朝”政权，建立了以共和派为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德国，人民的起义迫使国王作出让步，成立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1848年革命，并对革命的发展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有利条件。因为欧洲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成功，必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由于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1848年革命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后不久就被重新抬头的反动势力扑灭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洲经济、政治态势及其前景的分析，认为引起欧洲1848年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新的一轮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他们强调，欧洲1847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早期工业资产阶级对工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剥削，手工业的大量破产和农民的困难处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虽然1848年革命后反动势力有所加强，但革命的力量也在日益壮大。他们期待着法国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再一次推动欧洲的革命，而“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进而引起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响[2-4]。
然而，新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马克思经过研究发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新的工业繁荣已经到来，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新的工业繁荣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影响到欧洲大陆，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也呈现出繁荣景像。“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2-5]这是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又一次重要阐发。
40多年后，恩格斯回顾当年他们对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预测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6-1]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6-1]。因此，“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6-2]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房，从事他多年以前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终于在1859年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关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够最终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是马克思“两个必然”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两个必然”揭示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两个决不会”则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二者是统一的。必须把“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联系起来思考，才能够全面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
深刻认识“两个决不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认识“两个决不会”，有助于我们实际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过去，我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往往从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对于这种代替在实践上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我们的工作出现许多失误。其实，“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早就明确指出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萌发，到这种生产关系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大约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用一种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尚且需要经历如此长期和复杂的斗争过程，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要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建立高度繁荣、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改变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公正。这样一场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不经过更加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二)深刻认识“两个决不会”，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生命活力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估计。这一点，甚至连革命导师也不能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曾经认为，当时欧洲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地步，资本主义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各国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伟大决战已经迫在眉睫。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还处于上升时期，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曾过于乐观，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7]。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后来对他们的这些认识都作过反思。但是，他们的这些反思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以致于我们在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上，长期缺少科学的和准确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并非只有对抗的一面，也还有相互适应和可能协调的一面。如果说，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生产力；那么现在，二战结束后的不到60年间，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又比此前它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具有一定的自我协调和自我革新的能力，对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适应能力。对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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