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对落后和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独立。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不仅是解决和处理内政的需要，也是开展外交活动，是进一步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又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第1卷，P249)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大大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循此思路来思考当今的全球化和民族化问题，也许会得出与西方一体化或东方民族分离主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一)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双向的。
依托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起来。过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工业革命始于民族国家，又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民族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牢固确立。虽然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机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双向的。
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全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实现了各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步只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比如说，发行和使用本国货币的权利被包括在每个国家的主权概念之中，但欧元的出现使欧盟各国已经没有再保留各自国家货币的余地，这种放弃原有的货币主权，只是为了世界经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发达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界线已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消极界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界线依然是其发展的有利屏障和积极推动者。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也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主要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由于经济的互为一体，相互依赖，市场经济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各国的利益之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的斗争。未来世界的主导权之争很可能是对世界游戏规则制定权利的争夺，这种争夺日益凸显出政治领域的较量。故此，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称为“权力的集装器”(powercontainer)。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的双向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全球化的视野下文化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第一，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市场生活价值观开始出现。诸如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产品的标准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规同一化。同时一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一经商业化的文化机制包装改制后，马上就会风靡世界，成为各民族大众共享的文化。第二，全球化共识的逐步形成。全球化时代，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伦理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全球共同认可的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普世伦理、人权意识等等。第三，作为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数字化语言成为民族交往日益重要的媒介。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全球化的方案不会消融和取代各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有自身生存的根基。
首先，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格局的基本力量，其主体地位一直未变，它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占据中心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中，虽然他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的本质，相反，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冲突仍还需要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处理，如知识产权、经济纠纷等等。实际上，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主权的行为主体，拥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实施对内和对外的战略目标，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因——民族利益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依然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内在动力。虽然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趋向合作和共同发展，但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任何国际行为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判断，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诉求，导致文化的较量和话语之争，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动权，谁就能保持国际上主导地位，实现由软权力向硬权利的转化，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实现这种权利转化的手段。在此，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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