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在新的现实面 前逐渐显示其历史局限性：它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 结合方式的直接性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具有多种可 能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人的能动的历史选择性；它 主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尺度。19世纪70年 代以后，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俄国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日耳曼社会以 及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应从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看待社会历史 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具有多种形式，它还可以通过交往和借鉴的方式得到突破式 的积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总是一种直接决定的关系，它们既可以直接结合，也可 以间接结合，还可以实行跨越式结合，后者可以推动社会形态跳跃式地发展。因此，社 会形态发展存在着多线道路，不能把对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当作一般的发展道 路，让一切民族都必须遵循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俄国革命可以跳跃卡夫丁峡谷，走自己 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不一定采用资本主义形式 ，也不能完全卷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特殊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种多 线论的思想实质，既是坚决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统治，倡导人的能动精神，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寻求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单线论到多线论，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与时 俱进。
5.历史视野：由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阶段，其研究和理论的视野主要是西欧社会，或者说主要是以 西欧社会为背景而建立唯物史观的。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 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 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 本主义不仅没有敲响丧钟，反而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具有很 大的扩展能力，危机被新的发展代替了；与此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 ，革命运动走入低潮；而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东方俄国却正在酝酿 新的革命形势。
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迫使马克思去反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力图研究 的视野，着手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从空间上去研 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以此来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首先是受人类学 研究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19世纪后期，人类 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 也对社会历史的基础、发展途径和社会生产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说明。马克思吸取了人类 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明确提出以下四种观点：(1)支配 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法则。生产社会受生产劳动法则支配，而原始社会演变的支配法则 不是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的，它具有独立的演变基础，即是以自然选择和以人为目的的 劳动为基础，社会历史发展受血缘关系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只适用于生产社会 ，并不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2)劳动的双重性质。在生产社会，人的劳动受交换支配， 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劳动是受血缘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配、以 共同体和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3)交往发展的辩证性。交往具有历史的独立性和非独 立性，在原始社会，交往决定着劳动，劳动的性质是受交往关系决定的；但在资本主义 社会，交往又受劳动决定；只有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成 果，这时，交往才能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财富和根本力量。因而，交往经历了以血缘共 同体关系为主导的原始阶段、以劳动交换为主导的非原始阶段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 的阶段；(4)农村公社的历史优越性。作为古代制度的农村公社是最早的自由人联合体， 它既承认公有制与共同体的发展，也承认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发展，因而它并不必然走向 资本主义，它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和具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其次是 受俄国革命和民粹派的影响，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俄国正在酝酿的无产阶级革命引起了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与民粹派的交往中，马克思感觉到东方土地所有制问题和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便把研究集中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来。 通过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如果当时俄国 具备内部和外部等各方面条件，便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 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苦难。这一设想的实质， 就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俄国不一定必然走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其目 的是要把先进的交往形式与先进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 主义生产和生活。这里，马克思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与在交往形 式方面的历史缺陷的方法论，以及东方的某种交往形式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相结合的思 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关注西欧社会到关注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是马克思在历史视野方面的与时俱进。
6.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
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结为 《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在1848年，马克思明确坚信，资产阶级必然灭， 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在1 863—1867年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对他的预言有所保留和修正，但依然认 为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变化只能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到1873 年资本 主义出现危机时，马克思断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祥之兆，必然走向灭亡。
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尤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 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马克思初步感觉到资本主义不会很 快走向崩溃。不过，此时他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却给予一定的补充：在资产 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 到什么真正的革命。真正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加以保留和修正的原因，是19世纪7 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受住70年代危机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 逆转和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分化并接受改良主义。这种现实的变化使马克思不得不对资 本主义的命运作重新思考和研究，并修正个别的历史论断，于是他毅然作出决定：不出 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来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的改变体现在以下三点：( 1)“两个决不会”。也就是“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 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危机本身被新的发展代替了，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 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便纠正了他在参加1848—184 9年欧洲革命时提出的一些想法；(2)仍然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最终 要灭亡， 因而革命仍然要进行，因为资本主义给人的发展带来许多致命的灾难，其生产具有非人 的性质，但资本主义灭亡具有多种形式，应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灭亡的新形式和革命的新 道路。应积极推动俄国革命的发生，并以俄国革命带动西方革命。当然，俄国革命必须 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才能成功；(3)应根据人的尺度来寻求发展物质财富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新形式，寻求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和东方社会交往关系的优越性相结合的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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