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及其他

    构成国家政权主要成分的是各级官僚，虽然从理论上讲官僚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往往十分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有充分依据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要么通过各种裙带关系产生，要么通过各种公务员制度补充人员。后一种情况的主要来源是工薪阶层，职员、店员、邮递员、小学教师及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然而，一时加入官僚系统，他们就开始被同化，逐渐成为这个“政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它不立足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而立足于权力。这反过来给予它“创造”或加强某一阶级的权力，当国家所有制或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对其有利时，它们会支持国有化政策；而一旦官僚们相信私营企业定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时，他们便会允许其卷土重来，而将“人民所有”或“公有制”原则抛到一边了。

    不论这个阶级的作用如何，人们都开始强调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治机构，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另一面，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作为民族国家政治力量聚集点的重要性，它能被用来有效地抵制都市中心的压力，促进发展，至少也能促进某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当然，人们在强调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时，不再孤立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努力“使政治回到政治经济学去”，[34]考查政治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由于第三国家内各社会阶级的相对，其国家政权不仅具有“正常”的功能，甚至还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一个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这就使它在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世界的各种制度，无论是独裁型、民主型或宗教型的政体，很难说十分巩固和稳定，而以官僚科层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尽管有着信仰、出身和政治上的分歧，政权的外在形式也各不相同，以新的社会精英为核心的官僚都掌握着执行政策的实权，集中，等级制与合法的强制成为这种体系的共同特点。布莱克认为，历史的变革依赖于个别领袖人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危机关头，他们的决策将最终影响社会的命运。[3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集聚在第三国家政权内的社会精英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他们的自身素质，个人经历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命运。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差异，尽管有着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却是与这个领导层的素质和决策有关的。换言之，发展的差异就是第三世界政权中领导层素质的差异，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大体上能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