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斗争哲学”到“社会和谐”
不可否认，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贯穿着“斗争哲学”。 “文革”期间把“斗争哲学”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国家不幸陷入了折腾与贫困 的恶性循环之中：越折腾越穷，越穷越折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越来越大。社会充斥动乱与失序，在恶性运行中挣扎。我国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受到这 样那样的损害。对此我们都有切身之感、切肤之痛。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斗则两 伤，和则双美。在“革命”的名义下搞“斗争哲学”，并不是康庄大道，而是执政党的 自我毁灭之路。这是我们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现在，社会和谐已经正式成为执 政党追求的政策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 ，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战略机遇期所指的时限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 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的 具体内容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 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完成上述目标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创新，即“发展要有新思 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 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更加和谐”是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是执 政党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之一。
总之，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作为激励机制、 从“斗争哲学”到“社会和谐”，表现了执政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走 向成熟的过程。
三、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 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是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这两种形态。从建国 以来的经验教训看，搞清楚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学的区别和联系，对在社会学领域内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1.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
所谓“革命批判型社会学”，就是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病为主要任务、 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当务之急不是谈论什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恰恰相反，是要揭露它作为整体的不可避 免的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因此他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 的根源：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揭露了恶性循环的突出表现：周 期性的经济危机、人们为异己的力量和盲目的必然性所支配，等等；揭露了恶性循环的 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如此等等。革命批判性的 形态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所实际坚持的社会学。这里，否认 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是一种社会学因而进一步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是不 对的；但是，把革命批判性形态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或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的主要形态，不知道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有其他的，而且归根到底是更重要的 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同样是不对的。
所谓维护建设型社会学，就是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为对象的社会学。它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本国 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要建立的社会学。从实质上说，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 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与 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不同，主要在于：后者以破为主，前者以立为主。因此二者不能混淆 ，混淆了就要产生理论混乱。但是，这种不同不是对立，因为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而破是为了立，二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 会服务。
维护建设性形态同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一样，跟西方社会学是对立的，即两种社会学维 护的对象是对立的，但是要维护这一点却是相似的。既然同为维护，而且西方社会学具 有较长的维护的历史和经验，同时，西方社会从总体上、根本上不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 展，并不等于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这样，因此，在西方社会学中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 考和批判地汲取，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2.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约30年、建国后至 改革开放前约30年、改革开放后约20余年三个时期来考察。
在建国前的第一个时期，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尽 管在旧中国还不是主流学派，但产生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不小的学术影响，对中国 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积极的贡献。那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几乎是同义词。在这个意义上，党和社 会学是“合”的关系，即良性互利的关系。两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夺取和 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双赢”。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第二个时期，由于 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发生了逆向变化，执政党对社会学采取了负 面的态度和政策，使社会学学科陷入了被取消的“严冬”。这不仅仅严重地打击了社会 学，反过来也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那时，党和社会学是一种“分”或“离 ”的关系，即恶性互损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潮流，对社会学采取了正面的态 度和政策，又使社会学回到了恢复与重建的“春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式确认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 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这样，党和社会学又恢复了“合”的关系。这种重新构建的良 性互利关系，既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又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有利于党的事业。这种 由“合”到“分”再到“合”的过程，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是 “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说明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恶性互损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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