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影响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价的稳定。黄金的价值并不是由人类中的某一单独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决定的。由于黄金的边际价值是由它在与其他事物相对照时的稳定的心理评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给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自动地流入 艺术 市场或在亚洲被贮藏起来，而且这么大的供给额并不会造成市场泛滥。这也就是说，黄金有其“内在价值”，不存在“管理”通货具有的那些危险性。决定黄金价值的多种多样的独立因素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世界上许多证券发行银行持有的用以抵偿负债的准备金，具有任意决定、变化无常的性质，但并不会由此形成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事实上它是一个稳定因素。当黄金的供给相对充裕，流向这些银行时，它们就可以把准备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从而吸收了黄金的增量；当供给相对稀少时，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准备金利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上，这样，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对这一变化泰然处之，允许准备金比率的适当下跌。从南非战争结束到1914年期间，南部非洲黄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但对价格影响甚微。
但是这次大战却引起了巨大的变化。黄金自身已成为了一种“管理”通货。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学会了贮藏黄金，但是美国积存黄金的动机与印度却不尽相同。现在大多数国
家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如果黄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实际需要为限保有黄金，那么黄金的供给将大大过剩。美国没能让黄金跌到其“ 自然 ”价值，因为它无法面对由此造成的黄金标准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项代价极其昂贵的政策，即把南非约翰内斯堡矿工辛辛苦苦挖掘出来的金子重新理在华盛顿的地底下。结果现在黄金的价值完全是“人为的”，金价的未来走势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黄金的价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产物，不再由许许多多独立行动的执政者和个人所决定。即使其他各国逐步回归金本位，情势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现在的趋势是采用某种变相的金汇兑本位，黄金也许会永远地从人们的衣袋中消失，这种趋势可能表明， 目前 金本位各国中央银行严格需要的准备金数量将远远低于现有的黄金供给量。因此黄金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三四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动是相互独立的，还是联合一致的。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关于黄金在储备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复到战前的习惯方式——依我看来，这一点的实现可能性较小——那么就会出现卡塞尔教授预测的结果，黄金的供给也许会严重不足，从而导致金价逐步提高。
美国也许会通过不再由造币厂吸收黄金的办法，使黄金丧失部分的通货资格，对这一可能情况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无限制接受黄金输入的政策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理由的，它能够保持传统，增强过渡时期民众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安排，那只能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愚蠢行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价值的水平不受黄金流入或流出变动的影响，那么美国继续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价昂贵的黄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美国的造币厂停止吸收黄金，除了这一金属的实际价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动，仍旧同以往一样照常进行。
因此，对黄金价值未来稳定性方面的信心，取决于完全相反的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简直愚蠢透顶，还在继续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黄金；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美国聪明极了，接收黄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这种模棱两可的事态在民众的一无所知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无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许还可以显露真相。但是形势是不确定的，对于那些对未来采用何种本位制仍处于徘徊观望之中的国家来讲，这种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主张恢复无条件金本位的人们来说，以上关于黄金稳定趋势的讨论部分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这是避免“管理”通货危险的唯一办法。
谨小慎微的人们，在饱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后，迫切要求价值标准的变动独立于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的。目前事态的发展为 政治 家的愚昧无知和轻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这很有可能在 经济 领域内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现在人们感觉到，就政治家和银行家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知识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实行，或者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顺利。事实上，稳定汇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财政部长的影响力。
人们这种谨慎、犹豫不决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能力，却有失公道。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非金属本位制，都不是冷静态度下的科学尝试。它们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采用的，是战争或膨胀的累积租税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时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境地，对于局面的稳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措施自然成了灾难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关于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个特别难处理的 问题 ，因为有许多高于 社会 所必需的任务，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呢？
诚然，如果有神灵在监护着黄金，或者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稳定本位制，那么为了进行一些略微的改进，我是决不会把通货的管理权移交给那些可能是软弱无能或愚昧无知的银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位制。经验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财政部长的活动是不能被约束的。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 现代 纸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逃避“管理”通货，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的，纸币能否兑换黄金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上节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与战前我们曾 学习 过的、教导过的准备金原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会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过它需要的黄金数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黄金数量。黄金会不时地投入货币流通领域或输出海外。经验显示，在这些场合下黄金的需要量大体上是与中央银行的负债成适当比例的。在银行方面，必须要把准备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并增强民众信心。信用创造主要是以此比率为依据，并随时加以调节。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它在黄金潮流中随波逐流，听任黄金的流进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让它受到关于阻止价格影响方面的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就已经由于其中的人为因素而渐趋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比率关系”已经渐渐与事实脱离联系，而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规，比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样可以完成任务。大战打破了这个常规，因为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以后，消灭了处于这一常规背面的一个实际存在因素，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以后又消灭另一个因素。这时的准备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义，因此以这一比率为依据来调整银行利率的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了一种新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尽管在使用上存在着不完善性和带有试验性质，但却在为了 企业 稳定和价格的持续平衡而调节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汇率的稳定——这与国内价格的稳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还存在着战前政策的遗风，实行的是一种协调政策，试图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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