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外生给定还导致对于某些制度安排缺乏需求。例如，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对于专利制度和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的。不难理解，在“赶超”阶段，后发国家在这些制度建设方面一定是滞后的 。
不仅如此，由于制度的各部分具有互补性，这些强化的和弱化的部分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强化或者弱化制度的其它部分。
然而，只要后发优势能够有效发挥，后发国家迟早是要进入“后赶超”阶段的。进入“后赶超”阶段，技术供给很大程度就要依赖自己创新了。但是技术内生决定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同于给定技术而只是有效发挥其作用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安排的。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一个重要的产权特性，就是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于自然的个人。人力资本还是一种“主动资产”，一旦产权残缺，其价值就会立即贬损，甚至变得荡然无存。因此，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周其仁，2002）。人力资本天然私有，人力资本需要激励，于是非人力资本就不能公有。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归根结底是要用物质和精神财富去激励的（谢作诗、任剑婷，2003）。这说明，技术创新要求私有产权 。我们知道，专利制度以及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都是对人力资本私产的承认和保护；更一般的企业制度也是对人力资本私产的承认和保护——企业的剩余权正是对企业家精神和各种创意的定价和回报（Yang and Ng, 1993）。
一个“弱的政府”是不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但是一个“强的政府”同样也是不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在“赶超”阶段所内生出的滞后的专利制度和其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都成为“后赶超”阶段技术创新的障碍。
“强政府”还是资源配置失当的主要成因。在“赶超”阶段，先行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地，后进国家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介入经济，成功的把握比较大。然而面对未知，需要创新之时，就难免凶多吉少。今天转轨国家所经历的转轨萧条，东亚所经历的 金融 危机和经济衰退，无不与当初政府过多过深介入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
问题主要还不在于此。由于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要从一种制度安排彻底地变迁为另一种制度安排，是很困难的事。“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难免给“后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制造障碍。“赶超”阶段引进和模仿的成功很可能造成“后赶超”阶段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后发国家在进一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见，“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杨小凯，2000），这只是后发劣势概念之一个方面。后发劣势概念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不是不去模仿制度，而是制度根本就是“动态不一致”的。“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是不同于“后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的。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制造了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之核心所在。
4.宪政民主体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吗？
上文 分析 告诉我们：既不是有没有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的问题，也不是后发优势多一点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的问题，更不是克服了后发劣势才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而是后发劣势内生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此两难冲突。
处理此两难冲突，宪政民主体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呢？进一步，没有宪政民主体制，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就会有障碍，甚至变得不可能呢？宪政改革是否可以在短期里实现呢？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什么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吗？
经济绩效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同一制度下的各种安排之间、各种安排与经济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之间彼此具有互补性，不同制度下的各种安排彼此又具有替代性。这里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更没有简单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所以，我们总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经济实行了某种制度安排，其经济绩效良好；另一个经济没有实行此项制度安排，但其经济绩效也良好；第三个经济实行了此项制度安排，但其经济绩效却差强人意。表面上看，两个经济实行的是一种制度安排，但是细心地观察，你会发现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什么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们更不能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 。
但是，我们可以在概率意义上说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什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多数实行某种制度安排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而很少有未实行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那么我们就（在概率意义上）说这种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
经验告诉我们，多数私产有保障、法治佳的国家经济绩效良好，而很少有私产少保障、法治差的国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所以，私产与法治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私产保护和良好的法治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宪政民主体制就不一样了：虽然少有这样的国家，没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但其经济绩效长期良好，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但其经济绩效却乏善可陈。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私有产权和法治最重要。
私有产权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第二，在无可避免的竞争使用资源局限下，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第三，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会落入善用者手上，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第四，私有产权是市场和市价的基础。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市价。没有市价的指引，专业化的利益就要大打折扣 。一般说来，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交易费用—产出量比率最小，经济绩效最好。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费用不菲，然而数千年来，私产或近于私产的制度安排驱之不去，就是证明（张五常，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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