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提要：作为 发展 过程中的后来者，后发国家拥有后发优势是显然的，后发国家 自然 会利用后发优势，但是利用后发优势不是没有代价，这代价就是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就像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乃硬币之两面。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后发国家应该注意并处理好此两难冲突。处理好此两难冲突，关键不在于在 政治 领域推行民主共和制，而在于要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推行法治。
关键词：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技术引进 制度环境 两难冲突
1.引言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2000）提出后发劣势概念，提请人们注意 中国 经济 社会 发展中的后发劣势 问题 ，引起对于该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后发优劣势之争。2002年6月，林毅夫教授（2002）提出商榷意见，讨论再次升温。然而在这场讨论中，有几个问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
其一，后发劣势到底是什么？“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杨小凯，2000）。这是后发劣势概念最核心的东西吗？
其二，是有没有后发优势或者后发劣势的问题吗？是后发优势多一点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的问题吗？是克服了后发劣势才能够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其三，宪政民主体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吗？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什么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吗？什么是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东西？私有产权、自由、民主、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怎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2.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关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林毅夫（2002）做过很好的概括：
从技术层面来讲，经济发展主要决定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技术进步最根本、最重要。这是因为：没有技术进步，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积累的意愿就会下降，就不会始终有一个高的资本积累；没有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就不能高级化，产品就不能升级换代。因此，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如何，只需要看这个国家技术进步的潜力有多大。
技术进步有两个来源，一是创新，一是引进。从经验来看，技术创新不仅投入大，而且风险也高。国际上大跨国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 ，然而只有5%左右的项目可以成功申请专利。在这些专利项目中，又只有十之一二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可见，如果把所有的，包括失败了的和不能给公司带来回报的研发全部算进去的话，最新技术的研发不仅投入巨大，风险高，回报率也并不很高。
作为发达国家，其 企业 使用的技术已经处在最高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创新。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 研究 和开发，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国民受 教育 程度、资本存量、劳动存量以及资本/劳动比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技术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是有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技术引进的成本只有技术创新的1/3。模仿的成本就更低了。因此，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实现技术快速变迁的。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快增长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资本存量、劳动存量以及资本/劳动比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技术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是有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又因为技术模仿和引进的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的成本，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进而实现高资本积累和快速的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就是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誉为“东亚奇迹”。首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过程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主要不是靠技术创新，而是靠技术模仿和引进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主要也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快速发展的。这些都是后发优势的例子。
3.制度环境与后发劣势
技术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一定的技术优势需要特定的制度支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过来，特定的制度安排又决定着技术的供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均衡中，技术与制度、制度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着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技术内生供给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同于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在技术内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保证新技术能源源不断地被创新出来，还要保证给定的技术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只需要保证给定的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很显然，这两种情况下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
技术外生给定，经济绩效很大程度就决定于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了。因此，在技术外生供给的情况下，最优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也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制度安排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民间力量。东亚在“赶超”阶段基本都内生出了一个“强的政府”，政府深深地介入经济活动，就是这个道理。东亚的“强政府”在其“赶超”阶段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青木昌彦等，1999）。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所内生出的又一制度安排。林毅夫等（1994）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 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技术模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技术外生供给情况下所内生出的一种更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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