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体验艺术论述略①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主要内容是“圣人”境界，即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这也就是审美境界。良知体验是这种境界获得的过程，而艺术活动是这种良知体验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活动中，使自在的人转变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所以审美教育就成了良知体验美学的落脚点。如果说审美体验是以个体的内在心灵沟通方式来追求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审美教育则以社会的外在的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形式达到审美境界。

依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潜在的，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这就要去追求和实现。艺术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阳明从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第87页），中，王阳明对其审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较为集中的表述，现分述之。

首先，王阳明针对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弊端，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人，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页）这就是说：从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学生读书写字，要求他们规规矩矩，而不知道用“礼”去引导；要求他们聪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养他们。教师用鞭子抽，绳索捆，把学生像囚犯一样对待，这样学生也就把学校视为监狱而不愿上学，把老师看作仇敌而不愿见面，为了嬉戏玩耍只有躲藏掩蔽，这样，学生顽皮捣蛋，说谎骗人，品德变坏，日趋下流。一方面驱使学生去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成为好人，这可能吗?

其次，王阳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习惯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认为，今天教育儿童，应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门任务，栽培涵养的方法“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第87页）。而“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重在“教以人伦”，而“人伦”的形成，在于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在王阳明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歌诗”、“习礼”、“读书”。

再次，王阳明对“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特点和功能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歌诗”。他说：“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第88页）这就是说“歌诗”不但能表达发挥儿童内在志气意向，还能通过咏歌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跳号呼啸”的意趣和“幽抑结滞”的情感得以宣泄。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及其对儿童的审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第二，“习礼”。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页）“习礼”不但能够使儿童仪表端庄，还能够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熟练动作，使儿童活动血脉，坚固筋骨。实际上，在古代文化中“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同时还有体育作用。这说明王阳明对美育与体育的联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第三，“读书”。他说：“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第88页）读书不但能够开发儿童的“知觉”能力，还能通过“沉潜反复”、“抑扬讽诵”的朗读，使儿童心机灵敏而有志向。这说明王阳明对朗读所起的增长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认识。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过良知体验以达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审美境界。王阳明说：“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这说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特点和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阳明对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还在于他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这一点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主观条件或基础，更是良知体验的前提。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第88页）王阳明这种尊重儿童性情，反对摧残儿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当今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主要目的是召唤人的主体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使个体人不为整体人所吞没。达到“为己”和“无我”的“有无”境界即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艺术论，从道、文内在于良知出发，强调艺术应直抒胸臆，注重艺术的创新，重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对其良知体验美学所起的作用。

三、王阳明之美学地位

王阳明美学，是以圣人境界为主要内容，以良知体验为核心的良知体验美学，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对明清之际和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潮有一定影响。如前所述，依王阳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无我”与“有我”的统一(即有无之境)，是道德与超道德的统一，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美与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显现个体生命的“良知”时，才可辨认，而这个个体又是与宇宙万物合一(与万物一体)不可间隔的，“我”的生命通过世界天地万物的运作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意义也只有通过“我”的良知体验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义才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重视的美学思想，对后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灵说”。我这里所说的性灵说是广义的，包括诗论、画论、曲论等强调抒发个体情性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来的那种压制个体的所谓“正统”思想的反动。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顺之、公安三袁、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石涛、袁枚、龚自珍、王国维。正是这一连串彪炳史册的人物，使中国美学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来的。而他们正是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展开或发展。

首先，“性灵”一词的概念就与良知说有关。稍后于王阳明的明代文论家屠隆在其《刘鲁桥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万物之灵，人，于万物之为尤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出。物之无情者则无灵，……余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也就是说人为万物之灵，其所以灵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灵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灵的本体，性灵的特点都内在于良知。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