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之反思
与西方学术界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显赫成就相比，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依循着一个十分不同的取向：他始终在中国的语境下被当作一位现实主义者来接受，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他的剧作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被不恰当地夸大，因而易卜生常常被人认为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至于他剧中的象征主义成分则几乎被全然忽视了。这无疑是导致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际易学界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最近二十年里，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火如荼，现实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大受到重视了，易卜生也就不那么经常地为人们谈论了，易卜生的剧作仍不时地被一些具有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年轻导演改编并上演，但这种改编已经带有了编导们的个人理解和能动性阐释，因此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便是一种"易卜生主义"的中国变体或当代变体。尽管他后期剧作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因素有时也被粗略地提及，但由于缺乏理论深度和细致分析而未产生什么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卜生首先于五四前后被介绍进中国时的文化和知识氛围密切相关。
在返回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特征，因为这一未完成的大计与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拿来主义"而闻名。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封建社会和传统的习俗，他们宁愿从国外，主要是从西方，"拿来"或"挪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概念，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本土的东西，应用于中国本土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各种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就体现了这种极具功利性的实用态度，因此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便成为他们知识生涯中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对这一至今仍有争议的话题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甚至争论，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五四所导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剧烈变化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这正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殖民化"的开始，所以他们试图把五四这个案子翻过来。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倒退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正是在五四的年代里中国文学才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并得以跻身世界文学主流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文学通过对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和大师的翻译介绍，开始逐步走出封闭的领地，接受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潮流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往往将翻译文学也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在所有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无疑是其中的极少数同时对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五四运动的主将胡适为《新青年》编辑的："易卜生专号"中见出。(17)也许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卜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响所致，易卜生才一度被当作一位预示了中国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样，也正是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如果我们并不否认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因此在我看来，探讨易卜生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的艺术家，? 唤鑫贝亩琳吖壑诙醋鳎币参蠢吹亩琳吖壑诙醋鳌Ｕ庖残碚俏颐俏裁匆诮裉斓闹泄幕锞诚绿致垡撞飞脑蛩凇Ｋ唤鲇胫泄奈幕执源蠹泼芮邢喙兀匾氖牵股羁痰丶し⒉⒂跋炝酥泄奈难Ъ液拖肪缫帐跫业拇醋魉枷牒鸵帐跫记桑俳酥泄执熬绲牡?BR> 就中国的现代性而言，我在此不妨花费一些篇幅来讨论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的差别。既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知识分子擅长于拿来主义，也即将国外一切适合我们国请并为我所用的东西统统拿来，这在五四运动时期尤为突出，几乎当时所有在西方风行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统统被引进中国，并滋生出某种形式的变体，因此从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之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便成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18)首先，我们应承认,，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它也依然是从西方语境中引入的一个舶来品，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也如同其它地区的现代性一样，作为全球现代性大计之一部分的中国的现代性也具有了自己的整体特征和排他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所以也就有着鲜明的功能性和启蒙因素。这样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很容易地将易卜生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和先驱，因为他的戏剧对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邪恶都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和抨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启蒙所产生的效果首先应体现在审美方面，然后才体现在思想观念方面。人们只有通过阅读或观赏文艺作品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审美快感。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对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一新兴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所谓中国文化"本真性"的神话，为某种不中不西但却同时兼有二者所长的"混杂的"戏剧体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的戏剧得以与世界戏剧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个基点。随着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意义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本真的"(authentic))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constructed)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代理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对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予以阐发。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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