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是其自身心理情感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解构与重建。一种艺术风格或一件艺术作品，随观赏者的经历不同各自感悟到的见识也常常不同。我们可能为一件艺术品所折服，但是这件作品却不一定能感动精神上与我们接近的其他人，更何况那些经历不同、精神追求相异的人呢？艺术作品能否被社会接受在于它能否使较多的观者取得相对趋同的艺术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势必反映在对艺术作品形式、内容的好恶上。人民群众的觉醒，以及艺术走向生活的趋势为齐白石的变法及日后的艺术发展提供的肥沃的土壤。
试想，在那外患频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齐白石创作那情趣盎然的瓜果、草虫之作，难道仅是表达一已对家乡草木的依恋，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吗？当然不是！
艺术表达社会目的，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将社会内容毫不隐讳，以明白公认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直接表白信仰、叙述学说；一种是以纯粹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亦即在作品中极力避免诉诸社会，而以暗中包含隐喻的形式再现。前者具有明确清晰的含义，艺术家对它有清醒的意识，观者对它的接受或拒绝也很清楚；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人们对它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作品不着意表现社会内容，不以有意招揽观者为目的，反而更能发挥作用。在暴露性艺术常常遭到排斥的年代，只有意识形态比较隐蔽的艺术才可以不受什么阻碍地通行四方。齐白石以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乡土乡情的描绘，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齐白石所描绘的一幅幅美景，似涓涓溪水流入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河山的珍爱，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对侵略者暴行的痛恨。
豪塞尔说：“在艺术中，这种不直接表现观念意识的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实际上当一种社会观点无法直接表现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一种风格来。”②把社会观点转化为一种风格形式，显然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这不同于在一个政治纲领或一个政治宣言中直接表述社会观点。艺术家作为一种风格的代言人，不仅是社会的喉舌，也反映着一个社会阶层共同的内在需求。
美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green berg）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符号的变化预示着整个文化模式的变化。艺术家不一定刻意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要把它的符号解构了就行了。就象印象派、后印象派解构古典艺术的三维造型体系一样，齐白石将传统中国画不可逾越的表现内容予以解构，破坏了它的仪式乃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在《大白菜》一画上题道：“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这难道仅仅是在为“大白菜”鸣不平？当然不是！美术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说，前卫艺术预示着社会的变革，依靠它，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社会的精神的危机和征候。艺术中这种征候往往走在社会前面，是社会将要发生变革的反映和表现。可见，齐白石的作品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不满，预示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到来，其衰年变法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对新制度的呼唤。
齐白石衰年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绘画形式、观念和社会形态的解构与重建有着不谋的暗合。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追求形式的纯化，虽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却脱离了社会、失去了大众；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解构中注意继承，重建中侧重创新，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且与社会命运紧密结合，有感而发。作品格调清新、趣味盎然，与颓废主义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解构与重建只有适应世界潮流、适应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才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离开世界范围内艺术走向大众这一背景，离开中国革命的现实，便无法显示其威力。
参考文献：①②[美]阿诺德·豪塞尔（hauser. arnold）《艺术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陈超南 刘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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