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 、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 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