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 。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