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毛泽东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毛泽东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发布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 ”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毛泽东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毛泽东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 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 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