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民间文化传播

欧洲人写的《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地图》、《中国历史概要》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书籍，还有中国医药也为洋人重视，出现了洋人编写的《官话简易读法》和字典《拉丁文中文字汇手册》。所谓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潮，从欧洲人喝中国茶开始，到追求华瓷、仿制中国款式的丝绸、庭院建筑、室内陈设，还有出门坐轿的时髦风尚，——这些后来演变成英华庭园和法式马车。药物、脉学、针灸也介绍到了欧洲国家。1656年传教士编译《本草》部分内容的《中华植物志》（拉丁文本）在维也纳出版，1682年《中国医法举例》在德国出版，1683年《应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在汉堡出版，之后，针灸术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19世纪初，法国的大医院开设针灸专科了。

马若瑟在广州翻译的《赵氏孤儿》1734年初刊于《法兰西时报》，1735年全文收录于《中华帝国志》第三卷，1736年有了英译本，1747年有了德译本，感动了狂飚运动的领袖歌德，歌德对中国文化着迷，在《感伤主义的胜利》一剧中渗透了中国哲学、建筑、美学的情调，他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为成吉思汗被道义折服的五幕剧，用来宣扬孔子的学说，该剧翻译成俄文后，开拓了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倾心追慕，其中著名的“故事”不可胜计矣。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标志着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康熙允许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信奉其东正教，为其在东直门建“北馆，俗称“罗刹庙”，俄国向北京派驻传道团，到1860年改成公使馆，俄国驻北京的传道团换班13次，155人。　这些人将《四书》、《三字经》、《满州八旗通志》等译成俄文。　也有为侵华而专门收集各种资料的文化特务。在俄国创建出中国学派，比英国人翟理斯更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他也是许多俄国汉学家的老师。俄国作家最早访华的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冈察洛夫，普希金想随传道团来未果。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论有老子的思想的因素。1845年两国交换图书时，普希金、果戈理的书被收藏在北京理藩院中，无人阅读，年久散失。中国的《红楼梦》被传道团的学员当成珍宝带回了俄国，即现在所说的“列宁格勒本”。

到日本的人数是空前的，明末避难、经商的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唐三寺”，成为传递文化、双方人士联络的场所，不仅促进了日本禅宗的振兴，也对日本的知识界大有影响，尤其在建筑、美术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大。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及其后裔对日本的医术、书法、语言文学有持续性的贡献。《北山医案》、《北山医话》成为中医的新名著。本草学则获得了长足发展。长崎自江户时代就一直是学习汉语的中心，并形成了主张汉语直读、反对和训倒读的长崎派。由于华人移民的各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清小说如《水浒》、《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红楼》、《金瓶梅》成为日本人的流行读物，并形成了日本文学界取材于中国小说的“假名草子”派，其代表性的小说就是取材于《剪灯新话》的《御伽婢子》。

明清的通俗小说对朝鲜小说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无论是题材上还是写法上都是在模仿中国小说，如《洪允成传》之于《金瓶梅》、《玉楼梦》之于《红楼梦》都是明显的步趋仿效。朝鲜的汉城与越南的河内和顺化、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一样都是在“复制”中国的北京。

随着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兴旺，中国的瓷器、各种扇子、壁纸和硬木家具成了美洲上流社会的日用摆设，营造中国情调成为时髦。中国的轿子和马车、纸牌、风筝、鞭炮、礼花在18世纪进入了美洲各大城市。中国“茶文化”通过美国商船直接进入了美国的上流社会，被中国人友好地称为“花旗夷人”的美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中华文明由衷地赞佩，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有幸引进中国的工艺、技艺、进步的管理以及土特产，美国终会有朝一日成为中国那样人丁兴旺的国家”（《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一卷，1771年）。

可惜乾隆爷在位第二十七年，实施了“闭关”政策，中国开始与世界“隔绝”，没有了冲突，就难有新质的大文化的传播，不但科技而且政治、经济、军事均以加速度开始落后于西方，清廷的本意是想用隔离来保全祖传老例，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文化，却偏偏再也保不住了。关起门来家天下的经验和“智慧”，以为割断交流传播，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他们哪知道也不想知道，传播交流业已正在使世界一体化，洋人们文戏不灵，就来武戏了。推行奴化的清廷遂陷入皇帝权杖突然失效、在洋人面前茫然无措的境地。伟大的中华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期，到处传播的是失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