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心理学解释：遗忘，有三种形式：真实遗忘、暂时遗忘、故意遗忘。真实遗忘，即记忆的丧失。暂时遗忘，即回忆的暂时无结果并不先天地意味着记忆的永久性“丧失”。本论文的遗忘显然不是指这样的内涵。它仅指“故意遗忘”，即鲁迅所说的“为了忘却”。“故意遗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忘，而是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核心体验，一种特殊类型的遗忘，即原则性遗忘。“它存在于扫除一切旧事物的愿望之中，希望最终达到可称之为真正‘此在’（a true present）的境界，标志了一个新起头的源头。”[20] “故意遗忘”倘若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悬搁。悬搁不是因为被悬搁之物并不存在，而是因为存在者对此物视而不见。
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上，官方当然不会真实遗忘或者暂时遗忘刚刚结束的文革记忆和政治阐释学规定下的鲁迅形象所遭受的历史性创痛，但官方更切实的目标是现代国家的重建。“我们是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同志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包袱，还有这样那样的伤痛。”[21]胡耀邦讲话中这段描述性的话语，发自一位国家领导人内心的真诚情感与真实体验，传达了中央核心层所承受的重量及对知识分子的深切理解，也表明了十年浩劫里“文革”记忆的难以遗忘。但惟其如此，以遗忘的形式悬搁记忆更是一种当务之急。因为在官方的立场上，与思想的力量相比，行动更具有直接的、具体的力量。改革与团结就是最高的政治。官方1980年代的政治政策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实取得了实效，难怪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2]政治学的硬道理与思想史的软道理沿着不同的逻辑。而况，1970年代末随着对“文革”的否决，已经有激烈的言辞借助鲁迅关于“医药”的比喻，指向毛泽东、指向上层建筑。[23]在这种情形下，官方如何能够保障对于“文革”记忆的反思与追问不会危及现行的政治体制？所以，官方是以纪念的形式故意遗忘，故意遗忘是为了塑造新的鲁迅神话、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遗忘。它遗忘的方式就是悬搁。
事实上，官方在鲁迅诞辰纪念上所表达出来悬搁“文革”记忆的理性化情感在“文革”后不久就一同配合了具有导致遗忘的疏导举措。在知识分子沉湎于伤痕与反思之时，官方便在1977年末着手通过一件件历史性事件营造一个新时期“改革”的氛围。浏览这个时段的新闻，常常会出现激动人心的事件：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1978年3月18日—31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保证：“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24]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社论。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等6个单位发出《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8个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并转发《关于企业管理改革座谈会纪要》。1979年9月25-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举行，会议强调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79年10月30日-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致辞鼓舞了文艺工作者。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宣布了个人迷信的收场。1980年11月20日公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1981年6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客观的历史结论。此外，在这个时段，中共中央也在不断地为含冤的魂灵昭雪。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施新时期的具体行动政策，另一类为清算“文革”。通过清算表明：“文革”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期。而这一切政治举措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快让中国人从心理上进入一个新时期。让“文革”记忆成为新时期的史前史。
四
这样，我们在一段时间过后更加理解胡耀邦报告的深意。它悬搁“文革”记忆，紧扣新时期的工作重点、政治核心，把它作为现代中国的梦想、鲁迅逝世前的预言来实现。他请我们考虑“社会主义强国”与鲁迅所憧憬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之间的同一性。在此前提下，胡耀邦沿用了毛泽东版鲁迅的整体框架，又修改了框架里的内容：将鲁迅形象重构为一个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而服务的精神象征，即民族英雄的神话。它竭力回避文化专制主义的话题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因为，官方疑虑启蒙者鲁迅的批判立场是否会导致反社会主义。当时，官方还不得不面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意识形态洄流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样，胡耀邦的报告还是难以掩饰官方对于鲁迅形象重构的双重态度：既在反神化中复活鲁迅，又在复活后重新神化鲁迅。既注重鲁迅形象的精神价值，又将鲁迅的精神价值依然解释为一种政治阐释学的实用工具。例如，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所受到的怀疑倾向，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胡耀邦的讲话里多次引用鲁迅语录：“有的是把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错了位置。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脱离现实人民的斗争，用心造的幻影，编出几篇东西，借革命以营私。有的是对新社会发展和革命征途中难免出现的错误和曲折，不作分析。他们不懂得鲁迅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他们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作叫苦鸣不平的文学。”[25]不过，胡耀邦作为新一代过渡期党的领导人已经具有了新时期的新形象。无论从党的政策还是他个人的领导风格，都主张避免将精力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一个事例表现在他此前对于电影《苦恋》的处理态度上。“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该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26]这样，他虽然在鲁迅诞辰百周年的纪念讲话中，避免“文革”的字样，但个人记忆里还是警惕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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