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出了这样的现实号召：“为着完成毛泽东同志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坚韧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思想工作上加强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且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8]这段话语与当时官方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以及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9月29日、10月23日所做的报告[9] [10]紧密配合。鲁迅被塑造成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从自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因为1951年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权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国家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新秩序的重建：土地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延伸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提出了思想改造的计划，不久发展为思想改造运动。[11]
195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归还了鲁迅的作家身份并对战士鲁迅进行了体制内的突破性阐释：“他在晚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并不因此而不把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说成是正确的，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也说成是错误的；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而严肃地反对浮夸、武断和宗派习气。”[12]在当代文学十七年的记忆里，这段话语达到了官方所能够承受的政治限度。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现场，就会发现它的勇气不是来自鲁迅精神，而是来自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双百”方针报告。[13]1956年的鲁迅形象被塑造为“双百”方针的自由话语神话。196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完全扭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14]这里，鲁迅的战斗精神被涂抹上了癫狂色彩。鲁迅形象已经成了红太阳神话中御用的红卫兵小将。197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两个凡是”居于政治话语中心的“文革”后初始期，难免不将鲁迅形象作为新的造神工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15]
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重复了鲁迅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现代史中诞生的过程与鲁迅的精神构成之后，依然将鲁迅精神作为重点阐释对象。不同的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内容与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16]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上，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分明有一个新时期的鲁迅神话在复活。这个神话的内容讲述着已经讲述了好多遍的、有关鲁迅不会发生变化的、被神化了的神奇力量。但是，这个神话不再将斗争作为永恒的神话内容，虽然它也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或者右的思潮。这个神话教导说，文革噩梦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让我们一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虽然1981年这个神话是仪式主办方的政治策略，但当那些仪式的参加者在主办方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个神话之后，这个神话的神圣性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此后近十年，参加者都在重复1981年那场历史性进军，每年都要重温那个场面。但是，这样说，并非否认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作为新时期思想界大事件的形式化意义。即这个仪式依然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仪式的程式化、陈规化。只是它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精致地陈规化。而这一切形式化的因素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要公开声称对过去仪式规则的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仪式已经完全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这样，整个纪念活动的确具有了“仪式”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7]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文革”后第一个十年举行，也历史地受到仪式规则的支配。所以，它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嵌入仪式之中的不变性仍然具有潜力。这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仪式的内在属性，规定了仪式操演和参加者与所演为何物之间的关系。
三
然而，应该看到，这个仪式不仅是形式化的，虽然它很快就成了个人回溯往事的象征，成为社会群体记忆的延续。因为当我们说一个活动不过是“形式化”时，它常常意味着缺少真诚与真实。而事实上，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是因为官方出于一时的冲动而被操演，或者绝对理性化地认真遵守仪式的一切形式化因素。客观地说，它在被操演与遵守仪式的规则时，注入了每一位参加者真诚、真实的理性化情感。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带领每一个仪式的参加者步入人民大会堂的瞬间，它确实寄予了官方通过这个纪念仪式带领中国人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愿望。这一愿望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的报告里被真诚地表达：“尽管我们党由于多年来的许多失误，遗留下成堆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好，尽管横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还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愈来愈相信，这几年我们党中央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民意志所确定的路线、政策和各种基本措施，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18]
所以，它不仅是仪式，而且是部分意义上的纪念仪式。“纪念”一词，在《旧约》和祈祷书中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来表现犹太人信徒在现在的生活中，回忆和复原其社群史中那些主要造型事件的过程。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这种记忆神话学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鲁迅的纪念活动更加明显。“纪念仪式由于这样一个主要事实而不同于其他所有仪式：它们明确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由于这个事实，这类仪式另有一个特征，而且是它们独具的特色。”[19]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仪式上，官方由于政治意图的选择，虽然不可能完全复活原型的鲁迅形象，但官方试图通过将鲁迅重新置于近现代历史存在中，从而描绘出鲁迅与现代国家同一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进而塑造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鲁迅形象新神话，复活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强国之梦。这样，在这个纪念仪式的背后隐含了官方如何处理社会记忆的策略：在当时的历史记忆里，以纪念的形式实现遗忘与以遗忘的方式重演纪念是官方的理性化情感方式之一。这里，“遗忘”其实构成了这个仪式含而不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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