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是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庆典。它具有仪式的形式感——仪式的规模、地点、数字、文化内涵。但是，在这个仪式的背后，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裂缝：在这个仪式上，官方否定了“文革”，可又悬搁了“文革”；纪念鲁迅，可又回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官方的深意是什么？官方话语是否存在着“能够拥有两种隶属于截然不同话语群的绝然不同的陈述？”
关键词：鲁迅百年诞辰 仪式 历史记忆 悬搁 遗忘
一
共和国成立后，很少有哪个人的纪念活动像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般规格空前。它犹如官方盛大的庆典。
在纪念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系列的筹备会议：1981年4月21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任委员，邓颖超、胡乔木、王任重、廖承志、陆定一、胡愈之、周扬、巴金、叶圣陶任副主任委员。1981年9月14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百年鲁迅诞辰活动安排就绪[1]。1981年9月17日，由160多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至25日为止提交170多篇学术论文。参加者有“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老专家，有中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还有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鲁迅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和翻译者。”[2] 1981年9月19日，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剪彩仪式。1981年9月20日，在美术馆，举办鲁迅美术、书法、摄影、著作版本展览会。1981年9月21日，在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建人、叶圣陶等200多人参加。[3]1981年9月23日，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冷餐会，招待各国来宾和纪念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邓颖超以个人名义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4]此外，从九月中旬起，文艺界、各大官方媒体都全力密切配合。出版界也以十六卷本增订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诗稿》袖珍本、《鲁迅全集》外文版的陆续出版作为献礼。各地也有筹备组。[5]
纪念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外国朋友、驻华使节、专家、记者、著名作家等也被盛情邀请。纪念大会由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大会上做首席讲话。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作长篇报告。各界代表六千多人参加。除了主会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置了分会场。
纪念会结束之后，官方组织编辑出版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整个纪念活动过程都具备了庆典仪式的形式感。
它选择了仪式的时间：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恰逢其实地相遇了1980年代第一年。在这个时刻，鲁迅的民族英雄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告别“文革”、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开端。正如鲁迅恰逢其时地辞世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民族魂的形象唤醒了中国人抗日的凝聚力，鲁迅在1981年度过诞生100周年，恰好迎接中国人建设民族国家的宏大理想。
它选择了仪式的地点：人民大会堂。仪式不限于仪式场合，民间的露天舞台同样可以成为仪式的场所，但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级的仪式场所，无疑赋予这个仪式以空前的规格。
它具有仪式的数字、序列和操演结构：各界代表六千多人。从国家级最高领导人、文艺界的领导和代表，到民主人士、外国友人。整个活动结构分为预前筹备会议、正式会议、会后的组织编排。会场以国歌宣布开始，由中共中央主席代表党中央做主旨讲话。这些数字、序列与操演结构以足够精心设计的方式，把官方操办仪式的纪念目的凸显出来，如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以官方发言人身份说：“纪念委员会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为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
它具有仪式的文化内涵：“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7]仪式的文化内涵从主办方的立场而言，旨在用仪式的形式来纪念一系列奠基性的历史事件。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表面看来与这一点无关。即是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不仅在仪式形式上力求成为一个辞旧的仪式，而且在内容上似乎也是一个迎新的仪式。至少仅从官方的讲演文本无法确定，因为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从官方的根本意图来讲，主要是为了中断鲁迅形象在“文革”期间鲁迅被神化的记忆，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整装出发。而且，官方的这一意图代表了经历“文革”之痛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在精神劫难过后，没有人愿意在伤痛中流连，包括抚慰伤痛。如果伤口还在流血，亲历者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只能痛上加痛。在那个时刻，与其反思，不如忘却。只有当历史已经与反思者的记忆拉开了一段时间的间距，历史的记忆才会清晰地呈现。但是，官方告别“文革”记忆的意图显然不在于为了忘却的记忆，而是为了悬搁历史的记忆。更确切地说，它以悬搁历史记忆的方式否决了“文革”时期被神化的鲁迅形象，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神话模式的建构：鲁迅形象在百年诞辰仪式上被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之源。所以，这个仪式与对过去神话的回忆没有冲突。它依旧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活动的仪式神话：为了配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而操演。而它一旦成为重复性的仪式，也就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虽然它是以告别的方式在延续过去。
二
如果我们将《人民日报》为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献上的社论与建国后其它鲁迅纪念日所刊发的社论抽样比较，就会增加这个判断的确定性。通过这个抽样比较，基本上可以发现官方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政治话语背后的神话意味。即每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怀念鲁迅，而且是为了将鲁迅形象作为一个与现在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塑像。大体说来，《人民日报》纪念鲁迅的社论呈现了纪念鲁迅文章的格式化编码程序：第一部分，将鲁迅置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进程里，追溯鲁迅如何成长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不过，究竟哪些因素构成鲁迅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则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而选择。第二部分，在政治型鲁迅形象的基本点上，阐释鲁迅精神的构成。不过，鲁迅精神要素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哪些要素成为阐释的重点对象，则根据特定阶段的政治需求而定。尤其，每一次纪念文章都要强调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但战斗的对象依据斗争的环境几经变换。第三部分，将鲁迅精神化为现实又具体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方向。不过，具体化为哪种精神力量、什么方向，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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