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岁月

隐居石墙院的陈独秀，花了一年多时间阅读、整理杨鲁承的遗稿，考订、整理出《皇清经解》一部、《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一套。杨庆余自费在合作印刷所印刷出版《皇清经解》1000册，作传家藏品。

五、劝蒋氏好自为之

1939年冬，陈独秀耳鸣稍减，血压则居高不下。经章士钊联系于1940年2月初住进重庆仁和医院，体检医生低声告诉陪伴的何之瑜：“陈先生活不了三年!”这信息传到时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的张国焘耳朵里，张即以陈独秀的老部下、北大学生、今蒋介石的“红人”等多重身份前往探视。探视后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与中共有隙的契机，派党国高级官员公开访问，将其对中共不满言论编成册广为散发，扩大对延安的反宣传。蒋介石批准了张国焘的提议，指示胡宗南等打前站。

病情得到控制的陈独秀出院了，为调养病体，邓蟾秋派邓燮康接来与他同住。此时，奉蒋介石旨意的胡宗南、戴笠微服探询陈独秀。

胡宗南为避免出现僵局，嘱戴笠尽量少说话，恐言多引起陈独秀厌恶；还请出陪伴陈独秀的高语罕，一再表白是“校长”授意。经高语罕“通融”，二位蹑手蹑足地来到客厅，见陈独秀端坐上首，与一银发白髯老翁谈笑风生。“不速之客”来临使气氛严肃起来，高语罕见状介绍：“这是房东邓蟾秋先生。”胡宗南哈腰点头：“久仰、久仰!”戴笠亦机械地点点头、弯弯腰。

二人落座、未及启齿问候，陈独秀直截了当地问：“两位来此，必是蒋先生的意思?”“是的。”身穿棉中山服的胡宗南不隐讳地回答，挺直上身注视陈独秀又说：“蒋先生知先生贵体欠安，特令我和雨农来看您……”不待胡宗南往下说，陈独秀接过话茬：“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二位不会没有公干吧?”趁陈独秀说话时，戴笠令随从将苹果、茅台酒等摆上桌子。陈独秀道：“请收去，我有肠胃病和高血压，早忌酒了。”

胡宗南奉承说：“先生出狱后呼吁抗战，爱国之心感人!对此，‘校长’是知道的。”面无

表情的陈独秀突然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胡将军，不必绕弯子了，蒋先生派你们来，

究竟何事?”这一激，胡宗南只好直奔主题：“陈先生，‘校长’派我和雨农来，想聆听您

老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缓缓地说：“我系逃难入川，虽国事萦环，却不闻政治，更不曾

有政治活动。”话锋一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宗南、戴笠以为陈独秀要发高论了

，陈却慢吞吞地说：“我以为蒋先生当前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敌强我弱，速胜困

难。惟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鄙人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

，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论。务请两君对今日之晤谈，勿见诸报端，此乃惟一要求……转告蒋

先生，好自为之吧。”

胡宗南、戴笠感到无话可说了，起身告辞。陈独秀指着桌上的东西：“烦二位带走，我受用不了!”蒋介石听了二人此行汇报，取消了公开访问陈独秀的方案。

六、著书立说存世间

陈独秀整理杨鲁承遗稿的同时，也编辑自己的著述。他把在南京监狱中撰写的文稿校定编辑，定名《小学识字教本》。该书收录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荀子韵表考译》、《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中国古史考》、《禹治九河考》等学术文章。此书在编辑中，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2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发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定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嘱编译馆改改书名，方可出版。编译馆转告陈立夫的意见，陈独秀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一个字也不能改。”就这样，书名不改，书不能出版，预付稿费如数退编译馆。

一次，邓仲纯为陈独秀诊病后说：“你的《实庵自传》写得好，何时能写完?”陈独秀说：“我答应朋友们，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字说》。”见邓仲纯不解，陈独秀解释：“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意义重大，可以留传存世。”陈独秀瘦弱的身子比刚来江津时明显干瘦了许多，讲话时显出中气不足，喘吁吁的。邓仲纯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写自传?”陈独秀抬起无力的手，拍拍脑袋：“写字头胀，等一时吧。”邓仲纯给了些药，说些安慰的话：“我等着看你的《自传》。”

七、鸿雁传书寄友情

蜗居石墙院的陈独秀时有朋友、同事、学生来信问候、谈事、索教，他尽可能地回复。

1940年3月中旬，何之瑜代表北大同学会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问：“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吗?”“听说了。”陈独秀闷沉沉地回答。“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说着递上北大同学会的信。陈独秀拆看信，深有感触地说：“我在金陵狱中，常受到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泪珠涌出，洒落在信笺上。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呆呆静坐。潘兰珍问：“为啥不开心?”陈独秀凄苦地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救援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我痛心的事。”说着缓缓起身，沏杯浓茶，找来信笺，坐下沉思良久，捉笔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稿感情充沛，十分真诚，颂扬了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与品德。

这年9月，陈独秀给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写信，断断续续写了20多天。信中说：“……我与你们之间不同，主要在于对民主问题的意见上。”他从6个方面谈了自己对民主的认识。

1941年底，复旦大学教授郑学稼来信谈到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陈独秀即复信承认文章写得太短，没有详细阐述，可能会被人误解。苏德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发觉自己把战争双方的阵线估计错了。他在与朋友的信中把苏、德视为共同敌人，有的文章已见诸报端，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花了几天查阅与朋友的部分信件，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思考，写成《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重庆《大公报》载了一半，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禁止登载下半部分。外间议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调子太悲观，陈独秀又写下《再论世界大势》，以正视听。

陈独秀在病危之际，还是挣扎起来硬挺着给何之瑜写了封“殚精竭虑”的信，把论世界大战的几篇文稿寄给何之瑜。这竟成绝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