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
1997年第1 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
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这些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
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 期）认为李白“东
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 年第4期）认为：李白
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 期）认为李白开元
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
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
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
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
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 期）认为李
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长流夜郎、东下
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新时期对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迭出，但往往各执己见，缺少真
正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传统说法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
在对李白行踪的研究中，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李白研究中取得
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有了这一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新时期对李白入长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入
长安的新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
整清晰地呈现出来，多数诗歌的系年也已基本确定。在李白行踪的研究中，另一项令学
术界瞩目的成果是李白长流到达夜郎这一观点的确立。
对李白交游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李集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物的
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
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最终确定，
今后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从另
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正确理解李白一入长安的遭
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新时期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
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
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
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方法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
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
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否认其内容的可信性，这就等于给李白家世问
题打上了死结。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导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
，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
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进行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
。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是能够坐实作家的行止出
处和作品的作时作地，其局限性在于往往因史料短缺而无法稽考。仅仅从诗歌本身出发
进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许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写成，其中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因此，仅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合乎实
际的判断。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两种方法交互
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原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1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郭勉愈 [2001-7-9 8:46:38]
郭勉愈 [2001-7-9 8: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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