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界定孤独的第二要素是当事人有无孤独感。如果仅仅是当事人生存环境恶劣、无子无朋而缺乏孤独感的话，我们不能断定他为孤独者。那么哈与俄是否有孤独感呢？在戏中戏前哈明确地说：“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人了”，孤独感很明显，正因如此，他一再把唯一可信赖的朋友霍拉旭推开[3]，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孤独而拒绝友情，又因拒绝友情而更感孤独。俄的孤独感似乎更明确更充分：“我是孤单一人”，“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除了我自己，不能再依靠别人。”
人的存在中，孤独感常伴随着思想、文化等较高层次的素养而来，并且，文化底蕴越丰厚，思想越深遂的人往往越孤独。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王子的孤独便具备了一种“超人”的意义。
（三）
“超人”本是尼采的英雄。尼采指出，这些“超人”有高贵的血统，受过良好的教育，品格高尚，性格孤傲，有超群的智慧与精力；大难当头，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尼采所谓“超人”，就是哈与俄这种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特征于一身的出类拔萃之辈。
“超人”是尼采们献给乱世的一剂良药。莎翁经历了伊丽莎白统治末年的乱世，尼采经历了“上帝死了”的信仰废墟，萨特经历了连绵的战火，他们都期盼在乱世中杀出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这个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尼采的“超人”，莎翁的哈，萨特的俄。当然，他们所经历的乱世，无论是矛盾的性质、动乱的起因，还是动荡的程度都不能同日而语，但莎翁和萨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王宫为背景，以篡位娶后为情节开端，这当然不是巧合，这说明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关于罪恶的起源的思考结论是一致的：从古至今，权势与美女是种种争斗、角逐、冲突的焦点，有二者存在，便会有罪恶产生。在此基础上，“超人”的使命也是一致的：铲除罪恶，拯救苍生。
于是，“超人”就成为负重的人，焦虑的人，他因他的使命而痛苦。常人只要拯救自己，“超人”却既要拯救自己又要拯救他人，于是这以双重拯救为目的的自我选择就给他们带来超常的焦虑。在实施选择前，他们会顾虑重重（哈就为责任的重大，对手的强大而忧心仲仲）。实施选择后，他们又会因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焦虑（俄就为同盟的分化、道义的责难而格外沉重）。应特别指出的是，哈与俄事后都承受了一份不该承受的道义责难。他们为父复仇，为民除害，却使自己陷入了道义的泥淖，因为在民众眼里，他们不过是重复了一次犯罪。他们为自己选定的目标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消灭了罪恶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哈与俄是深明此理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焦虑和成为悲剧人物的必然性。
“超人”可能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或许有太多的清高孤傲疑虑踌躇；太缺乏斗争经验与谋略等等，但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也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就不失为高尚的人了，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哈》与《蝇》的发表，是其作者以悲剧的形式向自己的理想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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